1990年，港英当局计划，花费1270亿元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中方得知此事后，提出一个疑问：“等到1997年，你们打算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英方回答：“50亿，港币。” 1990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7年时间，港英当局突然宣布要花1270亿港元建新机场。中方一算账发现不对劲——按这个花法，到1997年交接时，香港政府账上可能就剩个零头了。这笔账该怎么算？ 香港原本的启德机场确实该换了。这个机场建在九龙市区，飞机降落时要从高楼大厦中间穿过去，噪音大得要命，周边房价都被拖累了。换个新机场是好事，可问题出在时机和钱上。 1989年10月，港督卫奕信在立法局宣布”玫瑰园计划”，说要在大屿山填海建新机场，连带着建青马大桥、机场铁路、西区海底隧道等十项工程。听起来挺美好，可这些项目加起来要花1270亿港元。 这笔钱什么概念？当时香港政府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储备也就这么多。换句话说，港英当局打算把香港的家底全花光，留下一座”宏伟”的机场就拍拍屁股走人。 更离谱的是，港英当局压根没跟中方商量，还私自放出消息说中方已经同意了。甚至在没有任何财团参与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宣布拨款70亿港元建青马大桥。这摆明了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中方当然不能坐视不管。1990年，时任港澳办副主任的鲁平站出来了。他对着香港媒体直接发问：“等到1997年，你们打算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港方人士含糊其辞，说动用的是储蓄基金，不是外汇基金。 鲁平当场戳破这套说辞：财政基金本来就是外汇基金的一部分，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吗？他接着追问：“不要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说你们打算用多少，给留多少！”得到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港英当局打算留50亿港元。 50亿港元，对比1270亿的花费，这不就是个零头吗？鲁平直接向记者透底：“他们打算全部花光，就留个零头。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连问三次，香港媒体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鲁怎办”。 港英当局的算盘其实很精。一来可以留下个”彪炳史册”的工程，证明自己在香港做了多大贡献；二来把钱花光，让中方接手一个空壳；三来让英资企业在工程里大捞一笔。反正1997年就撤了，管你以后怎么办。 1990年7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访华，中英双方才正式坐下来谈。同年10月开始谈判，一谈就是大半年。谈判过程相当艰难，英方一开始态度强硬，甚至拿出十几份工程标书，自顾自地讲要怎么建，完全不是商量的口气。 1991年5月，鲁平和英方代表柯利达在北京密谈。双方在财政储备问题上讨价还价，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一点一点地磨。英方最初提供的资料显示，新机场预算成本是986亿港元。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又涨到了1122亿港元。 谈到签署地点时，柯利达突然翻脸，说英国首相不能到北京来。鲁平当场发火，直接说：“你要是不想谈就马上回去！”柯利达一看鲁平态度这么硬，立马服软了。 英方被迫让步，同意将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元，加上土地基金，给特区政府留下约1000亿港元。鲁平还坚持要英国首相梅杰亲自来北京签协议。这在外交上是个胜利——让对方最高领导人来签字，说明这事的分量。 1991年9月3日，梅杰来到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规定：港英政府要预留250亿港元财政储备；跨越1997年的债务不超过50亿港元；新机场建设要符合成本效益，不给特区政府造成负担。 谈判结束后，柯利达对鲁平说了句话：“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这话既是承认，也是无奈。 新机场工程于1991年开工，历时8年，实际花费1553亿港元，1998年7月正式启用。虽然超出预算不少，但由于有了备忘录的约束，香港特区政府接手时还是有足够的财政储备。 回头看这场博弈，港英当局原本想的是把香港掏空了走人，给自己立个纪念碑，顺便让英资企业赚最后一笔。可他们没想到，中方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鲁平这样的外交官，既懂英语又懂西方那套，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硬是把这笔账给算清楚了。 如果当时中方不管这事，任由港英当局胡来，1997年交接时香港政府账上可能真就剩个零头。那样的话，特区政府一上来就要面对财政困境，还得背上一堆债务，香港的发展肯定会受影响。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航空枢纽，2024年还完成了三跑道系统建设。当年那场看不见的财政保卫战，你怎么看？港英当局的算盘到底打得有多精？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