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之后，张学良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杀也杀不得，放也放不得。如果真把蒋介石杀了，各路军阀一定会同时把矛头对准自己，必然会让自己处于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把蒋介石放了，那又会让自己遗笑万年。 1936年12月12日的深夜，西安临潼华清池的寂静被一阵突兀的枪声撕裂。黑暗中，张学良的卫队与蒋介石的亲兵激烈交火，子弹击碎庭院的石板，火星四溅。 蒋介石穿着单薄睡衣，在侍卫搀扶下仓皇翻过后墙，却在混乱中跌入深沟，扭伤脊背。他忍着剧痛，赤脚摸黑爬上骊山，躲进一块巨石的缝隙中。凌晨的寒风吹得他浑身颤抖，牙齿咯咯作响。 几小时后，士兵的手电筒光柱扫过他蜷缩的身影，这位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此刻须发凌乱，满身泥污，被押往西安新城大楼时，连一件御寒的外套都没有。 事变前，张学良曾对杨虎城慷慨陈词：“只要蒋委员长答应抗日，我亲自背行李送他回南京！” 可如今，他望着桌上那份写满抗日主张的电文，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这份通电全国的文件，是他与杨虎城反复推敲的八项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等条款。 但文字背后的重量，此刻才真切地压在他的肩上，各地军阀的暧昧态度、南京政府内部主战派的调兵遣将、苏联方面出人意料的批评，都让他始料未及，尤其当他得知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和秘书萧乃华在冲突中丧生时，更是一阵心悸：这场兵谏，早已染上了无法洗刷的血色。 新城大楼的临时囚室里，蒋介石背对房门坐在木椅上，拒不进食。他在日记本上用力写下“惟义惟命，可以速杀我”的遗言，又将三份分别致宋美龄、蒋经国和全国同胞的遗书仔细折好，塞进内衣口袋。 当张学良前来探望时，蒋介石冷冷道：“你若仍认我为长官，便应立即送我回南京，否则，在此枪毙亦可。”这句话像根钢针，扎进张学良本就纷乱的思绪。 南京方面的反应很快分裂成两股力量，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轰炸西安的战机已在跑道待命，而宋美龄则带着宋子文紧急奔走，声音哽咽地对主战派说：“你们这是要逼死他！” 各地军阀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虽对蒋不满，却都在观望中保持沉默，更让张学良心惊的是，苏联《真理报》竟将此事斥为“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阴谋”，连中共最初的态度也颇为谨慎。 某个深夜，张学良独自登上西安城墙。寒风吹动他的大衣下摆，远处哨兵的身影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孤寂。 他想起九一八事变时，那道让他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命令，想起东北军退入关内时，士兵们回头眺望故乡的泪眼，更想起不久前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他声泪俱下劝谏抗日反遭训斥的场面。 此刻的他，仿佛站在悬崖边，杀蒋，则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各路势力会以“讨逆”为名将他撕碎；放蒋，则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还会成为天下笑柄。 转机出现在周恩来抵达西安之后，这个中共代表用“落水泥菩萨”的比喻，让张学良陷入沉思：“捞起来洗净供奉尚可，若是打碎便只剩泥浆。” 在随后与蒋介石的密谈中，张学良罕见地抛开了下属身份，他指着地图上东北三省的轮廓，声音发颤：“三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每夜我都听见他们的哭声！”蒋介石始终紧绷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松动。 1936年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西安机场弥漫着紧张气氛，蒋介石穿着深色大氅，在宋美龄搀扶下登上专机，张学良突然快步跟上，低声对周恩来说：“我必须要送，这是责任更是信义。” 杨虎城急忙拉住他的衣袖劝阻，他却摇头道：“就像明明知道是杯苦酒，也得闭眼喝下去。”当飞机消失在云层中，留在机场的杨虎城望着天空，重重叹了口气：“他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在南京受审时，特意将蒋介石赠他的怀表放在被告席上，那是中原大战后蒋亲手所赐，寓意着曾经的信任，审判长李烈钧宣读十年徒刑判决时，张学良始终挺直脊背，目光望向窗外。 张学良用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换来了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六项条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这些承诺在卢沟桥炮火中逐渐兑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前线，各地军阀暂搁争议枪口对外。 当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时，被囚禁在湖南沅陵凤凰山的张学良，只能从报纸上读取战况。看守他的特务发现，每次读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这位将军都会把报纸仔细抚平，对着北方凝望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