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1950年的动荡岁月中，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表面归顺人民阵营，暗地里却与蒋介石保持联系，企图充当内奸。铁证被截获后，高层如何处置？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战争的余波还在荡漾，绥远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那时候，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和华北已成强弩之末，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就孤悬在外。傅作义将军推动和平解决，国民党111军军长刘万春作为他的旧部，驻守当地，看到大势已去，选择起义是唯一的出路。 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通电公布，刘万春签字加入。起义后，他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他继续担任军长，待遇不变。这本是党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宽大，可刘万春却没珍惜这份机会。他骨子里还念着蒋介石的旧恩，把起义当缓兵之计，暗中与国民党特务保持联络。 1950年初，刘万春派营长李玉函去香港，与蒋介石的特务接头。那边许诺，如果他继续在内部捣乱，就封他华北剿总司令。李玉函带回蒋介石的亲笔信，刘万春把这当成宝贝藏着。可公安部门情报工作做得细致，顺藤摸瓜，在边境截获李玉函，人赃俱获。那封信成了铁证，直接暴露刘万春的行径。 薄一波同志拿着信找到傅作义，傅作义看后对旧部很失望。刘万春这事不光害了自己，还影响了统战大局。事件上报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那里。刘万春的行为性质严重，违反纪律，但他是起义将领，处理得慎重。聂荣臻考虑，如果判死刑，会让其他起义人员人心不稳；不严惩，又没法震慑有二心的人。他决定上报中央，请毛主席定夺。 毛主席审阅报告后，亲笔批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这体现了党的政治智慧，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万春既不是战场俘虏，也不是投降将军，而是起义有功人员，当然不能轻易处死，得从宽处理。 1950年11月，华北军区在北京开会，刘万春被秘密逮捕。面对证据，他无话可说，只能认罪。最终判了17年有期徒刑，送劳改农场改造。这处理维护了法纪，又体现了政策宽大。在农场改造期间，刘万春逐步认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教育。 1967年刑满释放后，刘万春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在会议上发言，多谈促进两岸统一的事。这事像一面镜子，照出统战工作的复杂。党对起义人员给机会、给信任，但也要加强审查和教育，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回想那段历史，我们党在处理刘万春事件时，始终坚持原则。刘万春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本该为人民服务，却暗中联系蒋介石，这暴露了思想上的顽固。党没有一杀了之，而是通过教育改造，让他认识到错误。这体现了毛主席的远见，杀降会寒了起义人员的心，影响大局稳定。 绥远起义本身就是统战胜利。1949年，董其武、孙兰峰等将领带头，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刘万春作为其中一员，本有机会重生，可他选择了错误道路。公安部门截获的信件，证明他想当内应，等国民党反扑。这事上报后，聂荣臻的慎重态度值得肯定，上报中央是正确选择。 毛主席的批示简短有力，直击要害。杀降不可，这是党的政策底线，体现了宽大胸怀。历史上，党对起义国民党将领多是优待，比如傅作义继续发挥作用。刘万春案子处理得当，没引起连锁反应，其他起义将领看到党的诚意，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 刘万春判17年，不是轻饶，而是给他改过机会。在劳改农场，他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这符合党的教育方针。释放后当政协委员，说明他确实转变了。这事告诉我们，统战不是一蹴而就，得长期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如今看刘万春事件，接地气地说，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内部有国民党残余势力捣乱很正常。党靠情报和群众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聂荣臻上报，毛主席批示，这体现了集体领导原则。不能因为一个人有二心，就否定整个统战政策。 历史证明，党的宽大政策是正确的。刘万春没被处死，反而通过改造成了有用之人。这事在起义将领中起了正面作用，大家看到党讲信用，不搞株连。相比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我们党靠政策感化人，团结人，这才是长久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