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恩来派王曼霞打入国民党高层。谁知，她却嫁给蒋介石心腹陈尔晋，身份将暴露时，对丈夫说：“要么离婚，要么告发我，你选一个。” 很多人以为这是随机的“美人计”，实则王曼霞是周恩来精挑细选的“全能型特工”。王曼霞出身江南士绅家庭，父亲是同盟会元老，与国民党多位高官有旧交；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法语流利，还精通密码破译，曾在上海地下党负责译电工作。 1938年的潜伏背景尤为关键。武汉会战爆发后，国共合作表面融洽，实则国民党军统已开始秘密监视中共人员。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议上指出：“必须有人钻进国民党军务中枢，掌握他们的兵力部署和清剿计划。” 而陈尔晋时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军务局参谋，直接参与制定全国军事部署，是最关键的突破点。 王曼霞的“入职”充满设计感。通过父亲的旧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张难先引荐，她以“译电员”身份进入军务局。 入职前，周恩来亲自面谈，强调“三不原则”：不主动结党、不暴露技能、以“中立温和”形象立足。谁也没想到，第一个打破原则的，是她与陈尔晋的相遇。 王曼霞与陈尔晋的结合，绝非“恋爱脑”冲动。根据陈尔晋之子陈力的回忆文章《我的父亲母亲：潜伏岁月》，两人初次交集是在军务局的军事会议上，陈尔晋负责讲解前线部署，王曼霞担任记录，她发现这位“蒋介石心腹”竟在发言中隐晦批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更关键的是陈尔晋的特殊身份。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曾留学法国陆军大学，深得蒋介石信任，却因看不惯军统特务的滥杀无辜，与戴笠矛盾尖锐。 王曼霞在给武汉地下党的密信中分析：“此人有爱国心，对国民党腐败不满，可争取，但需以婚姻为掩护——婚后可自由出入其办公室，接触核心文件。” 这场婚姻经过了地下党“风险评估”。武汉地下党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核，认为“陈尔晋虽位高权重，但无血债，且其家族多人倾向进步，风险可控”。 1938年10月婚礼上，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没人想到，这位“名门闺秀”新娘，正借着敬酒的机会，观察着每位高官的神态与交谈内容。 危机爆发于1940年春。军统截获一封从武汉发往延安的密电，破译后发现发报人使用的“密码习惯”与王曼霞在上海地下党时一致。戴笠立即下令武汉军统站调查，计划在3天后实施抓捕。 王曼霞从陈尔晋的办公电话中捕捉到了异常。那天陈尔晋接到军统电话后，虽表面平静，但挂断时下意识摸了摸领口——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当晚，王曼霞没有丝毫犹豫，将早已准备好的地下党文件摊在桌上，对陈尔晋说：“我是中共党员，3天后军统会来抓我。要么离婚撇清关系，要么告发我领赏，你选。” 她的底气来自对陈尔晋的精准判断。陈尔晋沉默半小时后，突然撕碎桌上的“军统调查通知”，说：“我早知道你不简单，你译电时的指法，不是普通文员能会的。我选第三条路——跟你一起干。” 陈尔晋的倒戈，让这场危机变成“潜伏升级”。他利用职务之便，为王曼霞提供了三大核心情报，每一件都影响了抗战局势。第一件是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续清剿计划”，王曼霞将情报传递给延安后，中共南方局提前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 第二件是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日军部署图”。陈尔晋从军委会作战厅抄录了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国民党军的防御薄弱点，王曼霞通过“死信箱”交给地下党，最终这份情报间接帮助国民党军第3军突围，减少了大量兵力损失。 他们的“情报传递术”堪称隐蔽战线教科书。陈尔晋每天下班时，会将写有情报的小字条藏在钢笔笔帽里；王曼霞则以“去教堂祈祷”为名，将情报交给伪装成神父的交通员。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甚至故意在公开场合“争吵”，营造“夫妻不和”的假象，骗过了军统的监视。 1943年，因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王曼霞和陈尔晋奉命转移到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人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策反国民党军将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们参与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为上海市区的和平解放提供了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没有居功自傲，而是选择低调生活。王曼霞进入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陈尔晋则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战术教员，将自己的军事知识传授给年轻军官。直到1980年代，他们的潜伏经历才在党史资料整理中被公开，此时距离他们结婚已过去40余年。 他们的故事，颠覆了人们对“特工”的刻板印象——不是个个身怀绝技、飞檐走壁，而是在平凡生活中藏起锋芒，用智慧和信仰在刀尖上跳舞。王曼霞的“摊牌”，不是赌徒式的冒险，而是基于对人性的精准判断和对信仰的绝对自信；陈尔晋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救国救民”初心的坚守。 如今，上海福寿园的烈士纪念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碑文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写着“潜伏夫妻，共赴国难”——这八个字，正是对他们一生最精准的概括，也是对所有隐蔽战线英雄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