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士兵并不是大老粗，有知识有文化眼界远超其他各朝士兵。长庆2年宣武军士兵哗变，驱逐节度使李愿拥立都将李絺节度留后。远在浙江的浙西观察使窦易直听闻河南宣武军哗变，就害怕麾下士卒也跟着哗变，就决定“散金帛以赏军士”。 说起晚唐的士兵，总让人觉得他们是那种光知道舞刀弄枪的糙汉子，其实不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飞快，消息灵得像长了翅膀，眼界宽得能看清整个中原的局势，比起前朝后代的军卒，他们的文化底子和见识确实高出一截。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得从唐朝的军制和训练说起。唐初的府兵制，本来就是兵农合一，农闲时拉出来练兵，这些士兵多出自良家子弟，家里多少有点田产，平时不光下地，还得识点字、懂点算术，好管理自家家业。到了晚唐，虽然府兵制崩了，转成募兵为主，但那些老底子没丢。募来的兵丁，进营第一关就是选拔，射箭命中率得过五成才行，这可不是随便拉人就上阵。训练上，折冲府管着，教的不光是砍杀，还包括阵法、地形判断，甚至基本文墨。基层军官得会看地图、记军令，士兵中识字的不少，能读懂军报、写点家书。相比宋朝的禁军，整天窝在营里混日子，或者明清的绿营兵，八竿子打不着的杂牌军，唐兵的职业素养高多了。他们不傻，知道打仗不是光拼命，还得算计长远。 拿长庆二年那场宣武军哗变来说，这事就挺能说明问题。长庆二年是穆宗二年，822年七月，河南汴州的宣武军突然闹起来，直接把节度使李愿赶走，推自家都将李絺当留后。李愿这人，早年靠军功爬上来，元和年间坐上节度使位子，管着汴滑一带的重兵，作风硬，赏罚分明，但士兵们积怨已久，觉得他管得太死，粮饷分得也不公。哗变那天，军中数千兵丁齐动手，动作快准狠，没给李愿喘息机会，直接押着他出城。李絺呢，本来就是军中老将，四十来岁，带过骑兵队，士兵们信得过他，就顺势抬他上位。这事一出，中原震动，但关键是消息传得多快。唐代藩镇林立，商队驿站来往频繁，军中老兵间串门子、换情报是家常便饭。没几天，这风声就刮到千里之外的浙江润州。浙西观察使窦易直，京兆人，唐宗室后裔，长庆初刚上任，管着江南东道的军政。他一听河南军变，立马警铃大作，担心自家兵丁学样。窦易直这人，办事公道，早年当京兆尹时整顿过市井，管浙西后也亲自查仓库，确保军粮足。但他知道，士兵不稳，麻烦大，所以赶紧下令开库，拿出金帛布匹赏赐军士，想堵住嘴。 可这招还没来得及使，事情就变味了。窦易直的幕僚劝他别急，这赏赐没名分，容易生事端。他犹豫了下，还是先抓人。原来，润州镇将王国清，这家伙本地武将出身，手下聚着几千本地兵丁，早就在营里散布河南的传闻，说观察使要发赏赐。王国清性子直，爱在酒肆里跟士兵们聊军中旧账，煽动起来不费劲。士兵们一听有钱拿，火气上头，议论开了。窦易直一怒之下，先事有密告，就命人收捕王国清，把他下狱锁起来。谁知王国清的党羽反应更快，数千人直接冲狱，砸锁劫人，顺势想大抢一番。窦易直派兵堵截，总算压住，但府库已空，军心更散。这事闹大，窦易直上表自责，朝廷召他回京，改任凤翔尹，后来升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可惜长庆四年后体弱，次年就死了，年五十八。王国清劫出后，继续带人闹腾，最后朝廷派兵镇压，他战死沙场，余党跑散。 这哗变听着乱，其实透着士兵们的精明。他们不光会推将领顶包，还知道法不责众，大头好处自己拿，黑锅让别人背。要是那将领不干，就威胁他全家老小。这套路，在晚唐藩镇军里常见，因为士兵们消息太灵通了。朱温那时候，宣武军养了近二十万兵，表面风光，其实待遇一般，徐州、郓州、兖州的兵丁常被当炮灰用。朱温的对手，像朱瑄守徐州，十年里跟朱温干了十仗，屡败屡战，残部突围时靠的就是士兵死扛，不肯投降。朱瑾管兗郓军，两次全军覆没，从牙兵打光换外镇兵，外镇没了上州郡杂军，杂军尽了拉土团，层层往下耗，但就是不散伙。为啥？士兵们算得清账，投了朱温，等于从大爷变孙子，粮饷少，冲在前当肉盾，还不如拼到底，赢了还能翻身当节度使。时溥守郓州六年，也一样，军中情报网密，边关旧闻、朝廷动向，全营都知道，宁可减员守地盘，也不冒险换主子。 唐朝从开国起，就重军中教育。太宗时，武德兵法就定下基调，训练分步走，先队列，后射御，再阵法。士兵得会辨方向、算距离，基层什长还得识字传令。晚唐虽乱，但募兵制让军队专业化，士兵多是职业打手，平时操练间交换见闻，眼界自然开阔。比方说，边镇兵丁，常跟胡人打交道，学点外语、风俗，内地军也通过驿传、商路懂中原大局。宋朝以后，募兵转禁军，素质下滑，士兵多市井混混，训练松散，明清绿营更糟，腐败成风，士兵眼界窄，就知道领饷混日子。唐兵不一样，他们知道打仗是生意，得算投入产出，眼界广到能预判投降后的下场。这也是晚唐军变频发的原因，士兵不笨，节度使一苛刻，就集体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