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服高志凯教授，胆子大论断新。他惊人论断：全世界以制度保障阶层跃迁通道的，唯有中国。 从隋唐科举制诞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打破了此前“世卿世禄”的固化格局，给了底层读书人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 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靠苦读考中进士，最终成为一代名臣；宋濂求学时“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却凭借学识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留下千古文名。 即便是被世人当作笑谈的范进，抛开其荒诞的结局，本质上也是这个制度给底层普通人的机会——一个毫无家世背景、资质平庸的人，仅凭数十年坚持读书，就能摆脱流浪困境吃上俸禄，这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科举制虽历经千年演变，从考八股文到如今的多元化考试，但其核心逻辑从未改变：以知识和能力为标尺，而非出身和血统，这正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灵魂所在。 放到现代社会，这套制度依然焕发着强大活力，高教授口中的“小镇做题家”群体，就是最鲜活的注脚。 张桂梅校长在云南大山里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间让两千多名女孩通过高考走出大山，她们中有人考上985高校，有人成为医生、教师，彻底改变了世代务农的命运。 北大教育学院的团队曾在宁夏做过一项教育干预实验，他们发现农村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上因信息差吃亏，同校同专业的录取分数比城市学生平均高17分，滑档率也显著更高。 通过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他们帮助上万名农村考生避开了“分数浪费”的陷阱，让这些寒门学子能更顺畅地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跨越。 这样的案例在全国遍地都是，高考就像一座公平的桥梁，无论你来自偏远乡村还是繁华都市，只要能在考场上证明自己，就能获得进入更高平台的入场券。 数据更能直观印证这种通道的有效性，虽然网上流传的“博士硕士平均年薪8000”与实际情况存在地域和行业差异，但学历带来的收入差距是明确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学历者平均工资是专科及以下学历者的2.2倍。 高校就业质量报告同样给出了有力证明，北京大学2024届本科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93.81%，其中84.23%选择继续深造，其余毕业生大多进入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和行业领军企业；北京邮电大学83.4%的毕业生进入国防科技单位、世界500强等重点单位。 即便网传“大批985毕业生送外卖”的说法炒得沸沸扬扬，但实际数据显示，一本以上毕业生中进入大众眼中“不体面”行业的比例不足10%，绝大多数人都能凭借学历优势找到匹配的职业。 这种基于教育成就的阶层流动，背后是我国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支撑，是“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社会共识在制度层面的落地。 反观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制度化的阶层流动通道却极为罕见，英国虽然在1999年对上院世袭贵族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仍保留了92个世袭议员席位，贵族后代依然能凭借血统获得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政治特权和社会资源。 印度则深受种姓制度的桎梏，即便宪法废除了种姓歧视，却仍存在高达49.5%的种姓特留权配额，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足10%。 在这些国家，出身几乎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天花板，努力在血统、种姓等先天因素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国从古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如今的“知识改变命运”，这种价值观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形成了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气质。 这种独特性还体现在民族发展的深层逻辑中，5000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让这套流动制度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两千多年的文明领先史，印证了开放流动的社会才能保持活力；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奋上进，正是制度激励下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前社会存在的短期“塞车”现象，发展转型期的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暂时不匹配，让部分人产生了“阶层固化”的错觉，但从长期来看，制度保障的流动通道从未关闭。 “读书无用论”之类的说法，本质上是忽视制度保障和现实数据的片面之词，从范仲淹到张桂梅资助的大山女孩，从高志凯教授这样的小镇做题家到职业院校的技术能手，无数案例都在证明，中国的制度始终在为努力者敞开大门。 这种以教育为核心、以制度为保障的阶层跃迁模式，既传承了历史智慧，又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这正是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在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无论是深耕书本还是钻研技术，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这种确定性的希望，或许就是高教授论断背后最坚实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