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奥托·布劳恩，在中国他叫李德，一个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孤儿，他的军事悲剧，说到底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严重水土不服。 他可不是什么军事门外汉，从德国监狱惊险越狱后，他在苏联进了顶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是一套非常正规的欧洲战略战术，这套东西成了他指挥的圣经。 可当1933年底，他被共产国际派到江西瑞金时，面对的是一个他完全读不懂的战场：一支农民军队，一片崎岖山地，和一套灵活的游击战法。 他却固执地要把学院里的条条框框搬过来，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他坚持要红军修碉堡、挖战壕，跟装备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消耗战。 这种打法让彭德怀这些在一线摸爬滚打的将领们急得直摇头，灾难很快就来了，广昌一战，红军损失超过五千人，阵地尽失，长征刚开始，他那套直线行军的策略，又让部队在湘江边上撞得头破血流。 于是到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的指挥权被解除了，这之后，他虽然还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讲课，或者指挥小分队剿个匪，但角色已经从最高军事顾问，彻底退化成一个理论教员。 在战场之外，李德的个人生活也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延安的生活对他来说太难了，住的是窑洞，吃的是粗粮，最要命的是语言不通，那种孤独感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隔阂甚至渗透进了他的婚姻。 他和第一任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更像是组织安排下的一次文化实验，一个热情能干的本地女干部，一个固执严谨的德国顾问，两人之间有条看不见的鸿沟，摩擦不断，最后只能走向破裂，萧月华后来的人生里，再也没提过李德，这份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后来他与李丽莲的感情要深厚得多，但即便在这段关系里，他的“异乡”标签也从未褪去，李丽莲晚年回忆起他，都是些零碎的细节：那个爱喝茶、总用不好筷子、拿毛笔写字歪歪扭扭的外国人。 1939年，他随周恩来返回苏联，李丽莲按规定留了下来，这一别就是一辈子，纵观他的一生，李德更像是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被一只更大的手推着走。 他来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他自己的选择，1937年，他在延安郁郁不得志，一心想回苏联，结果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提醒他苏联国内“大清洗”的风暴正烈，他的生死，竟然取决于别人的一句劝告和远方的政治气候。 1939年他终于回到莫斯科，迎接他的不是欢迎，而是审查，多亏周恩来等人帮忙说话，他才只得了个警告处分，但军事生涯也到此为止，他被安排去出版社当编辑，战争时给德军战俘当政治指导员，战后在学校教书，始终处在权力的边缘。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回到东德，当了学者，也做过作家协会的书记，生活总算安顿下来，直到1964年，他的“李德”身份被公开，他才动笔写下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自己的人生发声。 1974年，他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去世，这个曾经深刻介入中国历史的德国人，最终以一个记述者的身份，为自己错位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信息来源：搜狐网《1939年李德被突然通知回苏联，回忆：只有毛主席跟我说了那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