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又来要钱了！ 这次要钱要的很绝，很干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称：不交钱就裁员2681人，2026年预算砍15%。 美国拖欠会费超30亿美元，2025年摊款仅缴纳6%，而联合国常规预算约30%依赖美国，这种结构性脆弱如同定时炸弹，古特雷斯的“最后通牒”看似决绝，实则是无奈之举，他手中能打的牌实在有限。 细究这场危机，表面是财务问题，实质却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投射，美国的拖欠行为，与其说是财务困难，不如说是其“选择性多边主义”的体现。 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到如今国会的持续僵持，拖欠会费已成为美方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这种将多边机构当作政策杠杆的做法，正在掏空全球治理的根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联合国因资金短缺可能削减人道主义项目时，受影响的往往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 也门的饥民、加沙的难民、萨赫勒地区的妇女儿童，这些依赖联合国援助的人们，最终成为大国博弈的无辜牺牲品。 联合国的财政困境，恰如一场国际版的“公地悲剧”，各国尤其是大国，一方面期待联合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却不愿足额付费，美国作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其美元霸权、国际规则制定权无不依托联合国体系，却在“搭便车”道路上越走越远。 更深远的问题在于，现行会费分摊机制仍停留在1945年的权力格局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巨变，尚未在联合国财政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滞后不仅造成财政压力，更导致代表性危机。 面对困局，三方面的变革迫在眉睫： 第一，财政机制需要革新，或许可以探索“联合国债券”、数字服务税等多元融资渠道，减少对少数大国的依赖，建立会费缴纳的激励约束机制，让按时足额缴费国家获得更大话语权。 第二，联合国内部必须推进“瘦身健体”，正如古特雷斯所言，精简机构、提升效率不应只是财政危机时的权宜之计，而应成为常态，将资源集中于和平建设、人道救援等核心职能。 第三，国际社会需要重塑对多边主义的共识，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联合国的财政健康，关乎每个人的未来。 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我们习惯将联合国想象成全球治理的“诺亚方舟”，却忘了这艘船要靠各国共同划桨才能前行。 美国的拖欠行为暴露了一个残酷现实：大国依然在用19世纪的主权观念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当单边主义回潮，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多边机构，但吊诡的是，从疫情到气候危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 或许这场危机也是个契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融资模式，能否引入基于数字经济的全球税收？能否建立会费缴纳的透明化评级体系？甚至能否给予稳定缴费国家更多决策权重？ 更深层而言，联合国的价值不能仅用金钱衡量，它是一个对话平台，一套冲突缓冲机制，一种文明共识的象征，当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热点不断升温时，联合国作为外交渠道的价值更加凸显。 中国的角色值得关注，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已升至15.25%，成为第二大出资国，这是权利，更是责任，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与推动多边主义之间找到平衡，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将是对其智慧的考验。 古特雷斯的警告不应被忽视，如果我们任由联合国财政状况恶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更是人类集体应对危机的制度能力，在各国为短期利益争吵不休时，不要忘记：当诺亚方舟开始漏水，船上无人能够幸免。 修复联合国的财政漏洞，本质上是在修复人类共同未来的安全网，这需要领导人的远见，更需要每个公民意识到，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对联合国的投资，就是对自身安全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