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友谊：杨振宁和邓稼先情深似海！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缘分，从童年相伴到求学路上的同窗知己，从彼此的牵挂到灵魂的守望。这份情谊厚重而诚挚。 邓杨两家本是世交，父辈都是清华大学的学者，又是邻居。小时候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 13岁的杨振宁就说“将来要拿诺贝尔奖”，邓稼先在他的感染下也对科学渐生热忱。他俩幼年纯洁真诚的兄弟感情，谱写了动人的童话故事。 求学路上，两人先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学，课堂上一起琢磨难题，课后结伴回家。同学们发现，这一个机灵一个憨厚的两个人的关系“铁”。 后来日本鬼子打来了，两家人被迫南迁，可命运就这么巧，1941年邓稼先历经千辛万苦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一进校园就发现，杨振宁已经是三年级的学长了。 联大的茅草屋里，条件艰苦，却是他们的“精神乐园”。他们常常在树下一起谈诗论文，夜里裹着薄被子探讨物理问题。邓稼先对姐姐说“振宁兄就像我的课外老师”，在杨振宁的点拨下，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大为提高。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为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埋下了伏笔。 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邓稼先也考上了留美研究生，选学校时不知道怎样决定，他第一反应就是问杨振宁的意见。 杨振宁觉得普渡大学的理工科实力强，学费还便宜，而且离芝加哥不远，方便两人见面，就极力推荐他去。这竟然又为邓稼先后来研制原子弹埋下了伏笔。 在杨振宁的帮忙下，邓稼先顺利考上普渡大学。两人书信不断，要么聊学术上的新发现，要么叮嘱对方注意身体。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他毅然隐姓埋名，钻进了茫茫戈壁。杨振宁则留在国外继续深耕理论物理并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一别22年，天各一方，可始终惦念彼此。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终于能回国探亲。刚下飞机，他就列出了想见的亲友名单，邓稼先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当时正值“文革”，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在西北的“学习班”里受批斗虐待，人身安全随时都可能出事。 杨振宁想见邓稼先立即引起中央重视，周总理亲自督办，下令把邓稼先紧急召回北京。后来他的夫人许鹿希说：“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要是没有这事，恐怕邓稼先有可能命丧“文革”。（注意：参与第一颗原子弹高能炸药和引爆装置研制的钱晋同志，就被活活打死了，邓稼先曾经说过“钱晋对高能炸药贡献很大”。） 这场重逢，两个老友又哭又笑。杨振宁有个疑问：美国报纸总说中国原子弹是靠美国人帮忙研制的，他想亲口问个明白，可又怕触及保密规定。直到返程前夕，在上海的饯行晚宴上，邓稼先经过核实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看到这话，杨振宁再也忍不住，躲进洗手间泪流满面。 1985年，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核试验工作，接触大量放射性物质，被确诊为直肠癌中晚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可能只剩一年。 杨振宁得知后，急得睡不着觉，立刻放下手头的学术研究，四处奔波为邓稼先找药。他联系了美国顶尖的肿瘤专家，打听还没上市的抗癌新药，又反复跟制药企业沟通，恳请对方开通特殊通道，终于把药火速送到了北京，渴望为邓稼先争到一线生机。 1986年5月，杨振宁专程飞到北京，去医院探望邓稼先。病房里的邓稼先骨瘦如柴，却强撑着笑容跟他聊天。 为缓和沉重气氛，杨振宁问：“你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啊？” 邓稼先听了，淡然一笑，伸出两根手指。 杨振宁猜：“二十万？” 邓稼先摇头； “两万？” 还是摇头； “两千？” 邓稼先依旧笑着摇头，轻声说：“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 杨振宁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一旁的许鹿希解释，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总奖金才一万元，按贡献大小分十元、五元、三元三个等级，邓稼先拿的已经是最高的了。 杨振宁深知科研的艰难和“两弹”对祖国的意义，可这惊天伟业的物质回报，竟然只够买几斤苹果。这让他再次忍不住泪流满面。 7月，邓稼先已经病入膏肓，医治无效。临终前他拉着杨振宁的手，嘱咐许鹿希，把家里的一套文房四宝送给杨振宁，说“这是我能留给振宁兄的一点念想”。兄弟间的生死情谊，足以感天动地。 第二年10月，杨振宁回国专程赴北京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他眼含热泪、肃立默哀、鞠躬致悼，当着邓稼先的“面”从许鹿希手中接过文房四宝（盒面有“稼先嘱咐，鹿希赠”六个字）。阴阳相隔，情深未淡。 杨振宁跟邓稼先的友谊，持续了整整46年。这份友谊没有因为距离而淡薄，没有因为岁月而变形，反而因彼此的真诚和家国情怀而愈发伟大。他们这样伟大的友谊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