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盛夏的台北马场町，33岁的聂曦烈士以生命定格了信仰的重量。 没人知道聂曦走向刑场时，有没有回头望一眼台北的方向——那时候的马场町，草长得比人高，刑场周围拉着带刺的铁丝网，远处还能听见国民党宪兵的皮鞋声，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胸口袋里藏着半张没来得及交给同志的纸条，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台湾中部防务的关键数据，直到他牺牲后，宪兵搜身时才发现这张“没用”的纸条，可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些信息早就通过其他渠道送回了大陆。 聂曦不是孤军奋战，他是吴石将军麾下最得力的情报助手，两人一个在“国防部”拿高层机密，一个在“联勤总部”负责传递，把台湾的海防部署、军队调动信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拆出来。1949年冬天，他冒着被巡逻队盘查的风险，深夜翻墙进入美军顾问团的仓库，抄录了美军给国民党的武器援助清单，手指被仓库的铁皮划破，鲜血渗进笔记本，他都没敢停下——那时候的他心里清楚，多一秒拖延，大陆这边应对敌人的准备就少一分底气。 他的暴露，全是因为叛徒蔡孝乾的出卖。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后没撑过三天就全招了，不仅供出了吴石，连聂曦每次传递情报的接头地点、暗号都抖得一干二净。国民党特务按图索骥，在聂曦家楼下蹲了整整两天，等到他抱着刚买的婴儿奶粉回来时，突然冲上去按住他。你想想，33岁的男人，家里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不怕？可被按在墙上时，他第一反应是把奶粉往妻子怀里推，喊着“别碰孩子”，从头到尾没提一句情报的事。 审讯室里的酷刑，聂曦硬是扛了一个多月。鞭子抽、烙铁烫，特务把烧红的铁丝按在他手背上，皮肉焦糊的味道满屋子都是，他却只说“我是中国人，想让台湾回家，有错吗？”。有个老特务后来回忆，说聂曦最狠的一次，是把被打烂的嘴唇咬出血，吐在特务脸上，骂他们“忘了自己是哪国人”——这种硬气，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信仰。 行刑那天是7月10日，台北的太阳毒得能晒脱皮。聂曦和吴石、陈宝仓、朱谌之一起被押到马场町，宪兵让他们站成一排，问最后还有没有话要说。吴石将军说“为统一死，无憾”，聂曦没多说话，只是对着大陆的方向鞠了个躬，然后挺直腰板闭上眼。枪声响起时，他手里还攥着那颗从家里带出来的纽扣，上面刻着妻子名字的缩写——他到死都没忘，自己不仅是党员，还是丈夫、是父亲。 很多人不知道，聂曦原本可以活下来。特务曾跟他谈条件，说只要供出其他地下党，就能放他回家陪孩子。你猜他怎么说？他笑着说“我要是说了，以后孩子问我‘爸爸当年做了什么’，我怎么回答？”——这就是信仰，不是喊口号，是宁愿自己死，也不让后代蒙羞。反观那些叛变的人，比如蔡孝乾，虽然活了下来，却一辈子被人骂“叛徒”，连后代都不敢提他的名字，这两种选择，高下立判。 1950年的台北马场町，每年夏天都会开小白花，当地人说那是烈士的血浇出来的。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有多残酷？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统计，整个戒严期间（1949-1991），有近1.4万人因“匪谍罪”被处决，聂曦只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故事里藏着最珍贵的东西——明知会输，还敢往前冲；明知会死，还敢坚持信仰。 现在再提聂曦，不是为了翻旧账，是为了记住：台湾从来不是“独立”的，早在70多年前，就有像聂曦这样的人，为了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把命丢在了马场町的刑场上。他们的信仰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是33岁的生命、没来得及抱的孩子、没说完的话，是用热血定格的“我是中国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