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元年，初登大宝的朱棣下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刚从侄子手里“拿”到皇位的朱棣，屁股还没坐热，就下了一道堪称“疯狂”的圣旨。这道圣旨翻译过来就是：把古往今来所有能找到的书，不管你是经史子集，还是天文、算命、医术、和尚、道士、手艺人的玩意儿，统统给我收到一本书里，“毋厌浩繁”——别怕多，越多越好！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是明朝版的“维基百科”加“谷歌图书”吗？而且还是全国动员、皇家认证版的。 说白了，朱棣这个人，咱们都熟，能打。但光会打仗还不行，特别是他这皇位来的“不那么正”，总得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是真正的文化正统。 怎么证明？秀肌肉，更要秀“文治”。 他迁都北京、建紫禁城、派郑和下西洋，干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编纂《永乐大典》，就是他“文治”这块最亮的招牌。 这事儿一开始交给了解缙。解缙是公认的大才子，带着一百多人，吭哧吭哧干了一年多，搞出了个《文献大成》。朱棣一看，眉头一皱：就这？太少了，不够“浩繁”，重来！ 这回，朱棣下了血本。他任命了自己的“军师”，黑衣宰相姚广孝当总监，解缙降为副手，动员了全国两千多名顶尖学者。这帮人从1405年开始，在南京文渊阁埋头苦干，直到1408年才算完工。 最后搞出来的这部《永乐大典》，有多夸张？ 全书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 而且，《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还不一样。《四库全书》是“丛书”，就是把一整本书、一整本书地收录进去。而《永乐大典》是“类书”。 “类书”是啥？它就是古代的“搜索引擎”。它不用书名分类，而是用朱元璋颁布的《洪武正韵》来管。简单说，就是按“韵脚”给汉字排队，你要查“龙”这个字，它就把古往今来所有书里提到“龙”的内容，全给你摘出来，摆你面前。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套“检索系统”有多牛！ 这书抄写得也极尽奢华。书本开本极大，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全用最好的宣纸，黄绢包面，那叫一个气派。可惜，这么大的工程，压根没法印刷，从头到尾只抄了一部，这就是“永乐正本”。 朱棣的宝贝，被后世子孙们藏在北京的文楼里。到了嘉靖年间，宫里着了把大火，差点把这宝贝烧了。嘉靖皇帝吓坏了，赶紧下令，再抄一部副本，以防万一。这一抄，又花了五年。 咱们今天能看到的，哪怕是残页，全部都来自嘉靖年的这个“副本”。 真正的劫难，是跟着国运一起来的。 这套嘉靖副本，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被挪到了翰林院。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发现《永乐大典》里有太多失传的古书，就从里面“辑佚”出来很多书。这是好事，但也开了个坏头。有些“四库馆臣”手脚不干净，顺手就把几册《永乐大典》揣回家私藏了。这时候，国运还在，书只是“散”；国运一衰，书就得“遭劫”了。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翰林院里的《永乐大典》被当作战利品，遭到了野蛮的抢掠。 最让人痛心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翰林院成了战场。根据当时人的笔记《新燕语》记载，洋兵们根本不把这文化瑰宝当回事。他们看这书又大又厚，“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 战火烧毁一批，抢走一批，当砖头糟蹋一批。据学者统计，光在1900年这场劫难中，《永乐大典》就损失了至少605册。到1912年民国成立，清点下来，11095册的煌煌巨著，京师图书馆手里，只剩下64册。不及原数的百分之一！ 好在，总有人在守护。这64册，还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任职时，三番五次发公函，从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的家里“要”回来，才算入了公藏。 新中国成立后，对《永乐大典》的搜求成了一项国家级的事业。这其中，郑振铎先生的名字必须被记住。 郑先生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到处奔走，呼吁大家“化私为公”。1951年，北京图书馆的藏册一年内就从109册涨到了144册。这新增的33册，来路不凡：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送还了11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提议，将“一二八事变”中拼死从火海里抢救出来的21册，全部捐给政府；收藏家周叔弢先生也捐了1册。 郑振铎还听说香港藏书家陈清华要出让一批古籍，里面有4册《永乐大典》。他立刻向周总理报告。当时国家穷啊，百废待兴，但总理拍板：买！为了让这批国宝安全回家，郑振铎特意要求，绝不能坐飞机，要走陆路。 讽刺的是，1958年，郑振D铎先生自己却是在出访的路上，因飞机失事殉职。他一生都在为国家抢救文物，最后也牺牲在了这条路上。 文脉系乎国运。这句话，用《永乐大典》的经历来注脚，再沉痛不过。 从永乐元年的“毋厌浩繁”，到1900年的“以代砖”；从皇宫秘藏，到如今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聚散沉浮，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