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汉口刑场的早晨阴冷潮湿。人群簇拥在路边，公安机关宣读判决，大汉奸黄标被押上刑台。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听说这人当年也救过新四军？” 黄标听见这话，嘴角抽动了一下。等到行刑长官宣读完罪状——“通敌叛国、为日寇搜刮民脂民膏、出卖抗日力量”——他忽然大喊：“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二十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这句话，让刑场一阵骚动。有人惊讶，也有人冷笑。黄标到底是怎样的人？这句不甘的喊声，究竟是真的委屈，还是一场自我辩解？ 黄标原籍湖北沔阳，早年靠盐运起家，通晓官场与商界规则。抗战爆发后，他投靠伪政权，被任命为沔阳地方维持会会长，名义上是“协助日军维持治安”。 可在民间，他的名声复杂。有人骂他“走狗”，也有人说“要不是黄标，沔阳的老百姓怕早活不成了”。 1940年，新四军第五师在江汉平原活动。前线物资紧张，队伍常常断粮。黄标掌握地方经济，开设商行、盐号、当铺，与日伪高官周旋。 有传闻称，新四军缺粮缺钱时，是黄标暗中捐助。他打着“交税”的名义，把二十万银元送到抗日根据地。钱款通过地下交通员转交，被称作“盐道援助”。 这一点，在后来一些老战士的回忆中被提到。有人说：“那时候新四军能撑下去，沔阳的盐税有一半靠黄标打掩护。” 但那也是在秘密进行。黄标表面依附日伪，当地百姓看到的，是他带着日本宪兵进村征粮、抓人。抗战年代，谁和日军打交道，谁就被打上“汉奸”的烙印。 他知道自己走在刀口上，却自认是“权衡之举”。他说过一句话：“只要能留下一线活路，总比全村陪葬好。”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声响彻江汉平原。维持会、伪政府的官员被逐一清算。黄标被捕时，身穿长衫，神情平静。 他拿出账本，说自己曾经资助抗日军费。审讯官看了，冷声道：“账本上写的是向日方交税。”黄标答：“上交是假，暗扣是真。” 这一番话，没有改变命运。新政权建立后，全国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去的伪官、特务、叛徒都被列入清查对象。 1951年春，湖北省公安厅在沔阳县召开公审大会，黄标被定性为“大汉奸”，罪证包括通敌、组织伪警、供给日军粮草。 在庭审中，黄标仍坚持说自己并非卖国。“日本人逼我设立维持会，我保的是百姓。二十万银元，我一分没拿，全送去抗日区。”可现场群众没有掌声。有人喊：“你抓过人，还说不是汉奸！”黄标低下头，没有辩解。 行刑前，他请求见当年的地下交通员。据传，这位交通员早已牺牲。公安干警问他还有何遗言，他抬头说：“我活得糊涂，死也得让人知道我不是只为日本人干活。”这句话被记录在案卷中，成了他最后的陈述。 枪响后，尘埃落定。黄标的名字很快被归入“战犯汉奸”名册，定性清晰、结论严厉。可在老区的口口相传中，却流传出不同的版本。 有人说他确实每月送钱支援新四军；有人说那只是避祸之词；还有人说，他既从日本人那儿拿钱，也从共产党那儿捞声誉。 二十多年后，地方档案重查，一部分老干部出面作证，说黄标确实有过援助。1978年地方复查档案时，部分文书显示：“黄标案件证据不全，定性有误。”这一段被广泛引用，有的报刊称他“获平反”，但官方文件并未公开确认。 从抗战到镇反，黄标的命运像摆钟，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他既是伪政权的成员，又暗中援助抗战力量；既通敌，又抗敌。那句“我不甘心”，像是一种被历史夹缝吞噬的声音。 有人后来写过他的传记，标题叫《两面人黄标》。作者是沔阳本地人，书中一句话很有意味：“在动荡的时代，活下来的人都脏了，只是脏的方式不同。”黄标或许就是这种“不同方式”的代表。 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数不清的“灰色人物”——在枪口和饥荒之间，在民族与家族之间，做出让自己都说不清的选择。 行刑那天，沔阳的天阴得厉害。听说群众散去后，有老人走到刑场边，自言自语：“要真有地下的账簿，那就烧给他吧。”没人知道那话是真是假，但这句话，比所有档案都更让人心里发酸。 七十多年过去，黄标的案子仍留在地方口述史中。有人坚信他无辜，也有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可无论哪一种看法，都指向一个事实——那一代人的命运，没有绝对的黑白。 黄标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汉奸的死，也是一个人在混乱中努力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挣扎。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解释，他的那句“不甘心”，成了留在尘土里的最后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