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弟弟的家族在日本繁衍至今。田川七左卫门，又称田川次郎左卫门，中文名郑宗明，是郑成功的胞弟。他姓田川，是因为父亲郑芝龙将作为次子的他过继给妻子田川氏娘家。他们兄弟二人都出生在日本长崎。1630年，七岁的郑成功随前往迎接的堂叔父郑芝鹗乘船回中国，田川氏被日本德川幕府以“日女不入中原”为由阻留在日本，年底田川氏生下次子。 郑芝龙作为明末海商巨头，早年活跃于中日海上贸易网络中。他在日本平户结识田川氏，两人结合后定居长崎，生下郑成功与郑宗明两子。这段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更是郑芝龙拓展商业势力的策略性联姻。长崎作为当时中日交流的门户，吸引众多华人商贾，郑家在这里积累了初步财富。郑芝龙为巩固与田川家族的纽带，将次子郑宗明过继给岳父家，并以岳父名命之为田川七左卫门，又加次郎左卫门以示区别。这种过继习俗在当时华人圈中并不罕见，旨在强化家族在异邦的根基。 1630年，郑芝龙派堂弟郑芝鹗东渡接子回国，七岁的郑成功随船离去，留下四岁的郑宗明与母亲田川氏。德川幕府以“日女不入中原”为由，禁止日本女子出海，田川氏母子被迫滞留。这项禁令源于幕府对海外情报泄露的警惕，表面维护内政，实则限制贸易外溢。年底，田川氏在长崎产下第三个儿子，进一步加深了家族在日本的羁绊。郑芝龙虽寄来银两维持生计，但母子分离的现实已定下郑宗明异邦一生的基调。 郑成功的成长轨迹与弟弟形成鲜明对比。回国后的郑成功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入仕，后投身抗清，成为明郑政权的核心。郑宗明则在长崎外祖家抚养下，逐步融入日本社会。他从小耳濡目染中日贸易事务，学习航海术与商业谈判，十五岁时已能协助舅父处理船务。1645年，郑芝龙再度遣使接田川氏母子回福建，信中详述家族团聚的安排。使者携来茶叶与瓷器作为礼物，试图打通关节。 田川氏不愿拖累儿子，独自登船离去，临行前托付每年寄金支持其生活，并叮嘱勿忘中原根源。这次诀别标志着郑宗明正式成为郑氏在日本的代表。他继承田川姓氏，表面融入平户藩武士阶层，实则掌管家族海外分支。郑芝龙的商业帝国依赖这条海上通道，郑宗明负责货物清关、船队调度与关税谈判。他的角色类似于现代的区域经理，确保丝绸、茶叶从福建源源输入长崎，再转销日本内地。这种分工体现了郑芝龙的务实作风，他虽野心勃勃，却在家族管理上注重风险分散，避免一损俱损。 清军入关后，郑氏家族面临灭顶之灾。1646年，清兵攻破南安老家，田川氏不愿降敌，选择自尽。这消息传至日本，郑宗明痛失母亲，立即向德川扛户官署请愿，请求回国助兄报仇灭清。他强调自身血脉与中原的联系，愿率部投身抗清。但幕府以锁国政策为由，严禁臣民出海，郑宗明的申请屡次遭拒。他转而通过书信与郑成功沟通，多次寄去家书，表达效忠之意。郑成功回信劝阻，命其留守日方，维持贸易命脉。这段通信记录了兄弟间的默契分工，郑成功专注军事，郑宗明专注后勤。郑宗明遵命，继续主持郑氏贸易线。他组织船队运载布匹、兵器与水手，支持兄长起兵。 长崎港成为隐秘补给站，货物伪装成民用物资，避开幕府检查。郑成功的抗清事业离不开这条海外通道，尤其在收复台湾前夕，郑宗明调集大量米粮与火药，保障舰队后勤。德川锁国令于1639年颁布后，中日贸易渐趋封闭，但郑宗明凭借家族旧谊，维持地下网络，直至1661年郑成功驾崩。他的贡献虽隐于幕后，却构筑了郑氏帝国的经济支柱。 第9世孙郑永昌出任驻天津总领事，监督侨民权益与贸易纠纷，巡视码头时处理华人船只登记。这一代郑氏已完全日本化，却保留对祖先的记忆。第10世孙郑审一转入学术界，任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与法政大学教授，讲授东亚史与国际法。他的研究聚焦明清贸易，间接传承家族遗产。郑氏家族的演变，体现了华裔在日本的阶层流动，从商贾到官员，再到学者，跨越三个世纪。这种延续并非偶然，而是家族教育与机遇结合的结果。郑永宁等人的仕途，也反映出明治政府对华裔人才的吸纳政策，他们虽忠于日本，却在私下维系中原血脉。 20世纪中叶，郑氏后代开始主动寻根。1961年，郑审一携长子郑喜一赴台湾，参加郑成功驱荷复台纪念活动。他们步入会场，与台湾郑氏宗亲会面，交换家谱与旧物。这次行程标志着家族的分支重聚，郑喜一记录了日本一系的家传，补充了台湾谱系的空白。 1992年，郑邦夫再访石井，加入郑成功逝世330周年纪念，聆听当地史料讲座。这两次活动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郑邦夫带回南安土特产，分发家族成员。郑氏日本一系的寻根行动，体现了现代华裔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拾失落根源。时至今日，郑氏后裔散居日本各地，从事教育、外交与商业，人口逾数百。第11世孙部分改姓福住，但核心一支仍用郑姓。他们每年寄信台湾与福建，交换节日问候，维系血脉联系。这种跨国家族网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延续，更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