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很能打的政委”，对老首长的态度反复，肖劲光不理解 “1967年3月的一个夜班，你要的炮位我已经重新标在海图上。”值班参谋站在窗边小声提醒。苏振华合上电筒，只回了一句：“够不够，要看还能不能再往前挪三海里。”一句话带着拧紧的警觉，也透出他早年在陆上奔袭练出的那股狠劲。 南海指挥所灯火通明，海军副政委苏振华忙着协调舰队转场，却以“很能打的政委”名声更响。在海军之前，他的舞台在平原、在山地、在暗夜急行的黄河岸。许多老兵记得，解放战争的鲁西南，他几天几夜不下火线，邓政委因此拍电报称赞他“最能打”。一句评语，将一个典型政工干部的形象硬生生刻上了战术家的印记。 把镜头往回拉。1930年春，19岁的河南青年苏振华跟着红三军团入闽西，部队正在推行“官兵一致”试验。士兵委员会改选，一个普通战士被推上连队代表，他自己也没料到。那一年他入党，随后连指导员、团党总支书记，一路在政工线上深扎。红三军团番号几经压缩，只剩四个团，干部比战斗连还多，提拔机会稀缺，苏振华却没有离开。他习惯在缺粮、缺弹的地段抓思想、稳军心，“保证队伍不散”成了他的第一课。 长征抵达陕北后，高级干部陆续调出，他却被留在红军大学，再到抗大执教。外人看来，这是深耕理论的稳妥岗位，可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不上前线，总觉得心口堵着。”机会在1939年来到，罗瑞卿组建抗大总分校进敌后，他作为政训部长随行。1940年，苏振华被抽调到115师343旅兼鲁西军区，与杨勇配合，鲁西根据地从无到有。日伪势力步步紧逼，他日夜兼程深入村镇，白天谈判动员，夜里梳理情报。短短几个月，鲁西兵源、粮饷都有了着落，战斗力肉眼可见地往上走。 抗战结束后，冀鲁豫主力改编为一纵，杨得志出任司令员，苏振华当政委。在邯郸战役里，他负责前方政治动员，夜间仍跑到迫击炮阵地盯射击数据。此后山海关被截，部队北调受阻，一纵滞留晋察冀。杨得志留守北线，苏振华带人南返。刘邓大军需要一支硬骨头拖住敌第五军，任务落到他头上——“拖五天，主力就能北渡。”结果他硬生生多顶住两天，伤亡不轻，却给大军赢足了时间。刘邓联名嘉奖，电文里一句“最能打的政委”从此沿用。 1947年，新一纵成立，杨勇回任司令，苏振华仍是政委。郓城一役，一纵独自攻坚斩获万余俘虏，创造纵队级单独攻城的先例。南下大别山，他与刘司令商量后果断分兵，侧翼穿插拿下多个县城，破坏敌人后勤线，比预定计划提前两日收网。淮海、渡江再到解放贵州，苏振华始终保持“政委兼作战指挥”的双重节奏。有人私下说：“他走上火线的次数，比某些司令员还多。”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海军。1954年，中央决定加强海军政工，苏振华受命南下，与肖劲光搭档。陆上打法搬到舰桥，开始时并不被看好。一次演练，他要求“舰炮掩护登陆分队不得超时五秒”，舰长们觉着苛刻。他干脆穿救生衣站在舷边计时，谁超秒，他当场拍桌子。半年后，南海舰队协同登陆成绩明显提升，质疑声没了。肖劲光直言：“跟苏政委配合，不得不紧张几分。” 然而，比打仗难的，是政治风浪。1967年，他被推到海军第一书记位置。组织命令一纸送达，他立即表态“坚决服从”，没人觉得意外。1973年复出，也是干净利落。问题出在1975年。那年春天，老首长（刘邓系统的核心人物）奉调整顿军队，苏振华公开支持；年底形势突变，老首长再次被罢免，他的态度却急转。会上他强调“以运动的大方向为重”，令昔日战友错愕。肖劲光后来对人摇头：“苏振华前后判若两人，我实在看不懂。” 两年后，军委扩大会议，徐帅、王震、肖劲光点名批评苏振华“立场摇摆”。文件没有触及战功，但态度问题被记了一笔。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审时度势，有人说他忘恩。真相或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批评声过后，他仍兢兢业业处理海军日常，舰队调训没有延误，补给账目依旧一丝不苟。朋友探望，他只是摆摆手：“别管外头怎么说，工作得继续。” 1979年他病重住院，昔日同僚陆续探望。谈到当年战场，苏振华眼睛还亮，“要不是那七天，我怕是再难立住脚。”至于政治得失，他轻声一句：“身在局中，说易做难。”沉默几秒，他又笑：“海上用罗经，陆上用指南，天变了，罗经也得调磁差。” 苏振华的履历，在开国上将中并不显赫，起步晚，职务平平，却靠硬仗闯出名号。政工干部能带兵打硬仗，本就少见；能在陆海两域都留下制度改进痕迹，更属难得。至于那段摇摆不定的历史评价，仍在学者笔下拉锯。不得不说，战争年代形成的直线思维，一旦置身政治迷雾，难免左右为难，这既是个人局限，也是时代注脚。老兵们回忆他，先说“能打”，再说“认真”，末了补一句“想得太多又太少”。评价未必公允，却大体还原了那个复杂的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