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女童在小区玩耍时，被60岁同小区的老人哄骗到小区花园，在公共场所，当众将手伸入女童的衣服内，实施了猥亵。女童反抗后逃离，女童母亲报警，老人被抓获归案。女童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索赔35万，然而，法院判决，令家属大失所望。 2025年2月4日下午。一个名叫殷某的60岁老人，却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正在玩耍的7岁女童。 他用哄骗的手段，将不谙世事的女童带到了小区花园的僻静处。这里虽是公共场所，光天化日之下，罪恶却肆无忌惮地发生。 殷某当众将手伸入女童的衣服内，实施了猥亵。女孩的哭喊与反抗，是她逃离魔爪的唯一武器。 逃回家中的女童，向母亲哭诉了一切。尚女士当即报警，法网随即撒下。次日，也就是2月5日，犯罪嫌疑人殷某到案。 然而，一个细节的分歧，却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家属坚称是“抓获归案”，但判决书上却写着“家中传唤到案”。 这个看似微小的措辞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影响着对被告人到案方式的认定，进而牵动着量刑的考量。 11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终于公布。刑事部分，被告人殷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民事部分，女童家属提起的35万元附带民事索赔，被法院以“未提交相关证据且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全部驳回。 这个结果，如同一盆冰水，浇在了尚女士和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心头。 两年刑期，对于一个有着累累前科的罪犯，在一个7岁女孩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而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人们不禁要问，法律对儿童的保护，难道就止步于此吗？ 法院的判决并非毫无依据。判决书明确认定了多项从重情节。殷某系有前科人员，并且是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不满12周岁的儿童。 庭审中，他还避重就轻，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些都构成了从重处罚的理由。 然而，一个关键的法律适用问题，却让“从重”的力度大打折扣。 根据我国《刑法》第237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属于加重情节，法定刑应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正是家属和公众预期的量刑区间。 但法律的另一条规定，似乎为殷某打开了一扇“后门”。殷某的前科，要追溯到2012年，他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判刑，2016年才刑满释放。 根据《刑法》第65条，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才构成“累犯”，才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 殷某的再犯时间，恰恰超过了五年的追溯期。这意味着，他的前科无法被认定为法定的“累犯”情节，只能作为法官裁量时的酌定从重情节。 更让家属难以接受的，是民事赔偿的全面落空。法院的理由是家属未能提供直接的物质损失证据，比如医疗费、心理治疗费用的票据。 这在法律程序上或许无可指摘，却暴露了一个巨大的现实困境。 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而言，身体的伤害或许可以愈合，但心理的创伤如何量化？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惧与羞耻，又该用怎样的票据来证明？ 这不仅仅是尚女士一家的困境，更是所有类似案件中，被害人家庭共同面临的难题。 法律对“损害”的认定，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了物质层面。 有法律专家分析，法院之所以未适用五年以上的刑格，可能还考虑到猥亵手段本身。 或许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认为殷某的行为虽属恶劣，但尚未达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其他严重后果”或“手段特别恶劣”的程度，例如侵入式猥亵等。 这种专业判断，与公众朴素的正义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在民众看来，对一个7岁女童下手，本身就是最恶劣的情节。这种认知上的错位，正是点燃舆论怒火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为了应对这类犯罪，我国的司法系统一直在努力。 就在202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就明确强调了对猥亵儿童犯罪需从严惩处。 该案例指出，“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认定，并不需要真的有很多人实际目睹，只要行为发生在开放环境，具备被他人感知的可能性，就足以构成。 此外，早在2023年施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若猥亵行为对儿童造成了心理创伤等“其他严重后果”，同样可以升格量刑。 但前提是，这种心理创伤需要有专业的临床诊断证明。 这再次回到了证据问题上，如果家属未能及时进行并提交权威的心理评估报告，法官便难以在法律框架内支持更重的量刑。 公众的期待，显然是法律能展现出对这种毫无悔改的惯犯更强的震慑力。 如今，战斗还未结束。截至2025年11月11日，尚女士已经就刑事判决部分，向检察机关正式申请抗诉。 同时，她也对被驳回的民事赔偿部分，提起了上诉。她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也要为所有潜在的受害者，敲响法律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