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赵烈文对曾国藩预言，大清50年内必定灭亡，曾国藩不信，赵烈文说：得天下太容易，开国时又太残暴，这些都有违天道，岂能长久？44年后，武昌一声炮响，宣统帝逊位，清朝果然彻底覆灭。 曾国藩驻节南京重建秩序。某日傍晚，他在幕府小厅召见赵烈文。本是闲谈时事，话题却突然转向朝廷的未来。赵烈文以极平静的语气说，大清不过再撑五十年，亡国之兆已经出现。他的语气笃定，让曾国藩愣了片刻。 曾国藩追问缘由。赵烈文并未绕弯，而是直接说了两个理由：入关得利太快，威势压服百姓太狠。曾国藩觉得太过冲，却听得下去，只是心中不愿承认。他从湘军起家，亲手平了太平天国，认为清廷虽腐，但根基仍在。 赵烈文说：“根基已散，只待时至。”这句话落下后，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到光绪年间，朝廷连续遭遇困局。甲午海战惨败后，北洋舰队全军失利，割台赔款的条约传遍海内外。沿海城市的商户怨声不断，士人群体质疑朝廷决策。随后推行的新政时紧时松，体系混乱。官场争权，各省自立门户的声音逐渐增多。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地方督抚在联名电稿中强调“自行筹办军务”，中央的控制大幅削弱。赵烈文早年指出的“权分于下，不易再收”，到了这一刻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再往前溯，戊戌政变也动摇了朝廷的稳定。光绪改革受阻，言路关闭，人才流亡。各省城市出现了大量维新派讲堂和社团，地方力量迅速壮大。若以赵烈文的逻辑看，这正是政权分裂的迹象。 而在更早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动乱揭开了朝廷虚弱的最初裂缝。清廷不得不依赖湘军、淮军来平乱，这些军队虽听命，却非朝廷自有力量。曾国藩就对此极为警惕，他清楚这种模式会让王朝出现第二个“藩镇局面”。赵烈文从幕府中看到的，正是官军与地方武装难以协调的局面。 朝廷的积弱还表现在外交。鸦片战争后，关税自主权尽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外商、教士、旅客大量涌入，治外法权频频发生争端。内忧外患叠加，使清廷的权威一层层被削走。 等到1911年秋，湖北新军因迫害排籍而心生不满，秘密会党与军队在短时间内达成行动一致。十月初十那声枪响后，武汉三镇先后被攻下，浙江、湖南、陕西等地相继宣布独立。清廷想调北洋军南下，却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控制局势。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赵烈文当年的一句话，只差六年便完全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