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先生回忆说，1973年，毛主席和杨振宁的会谈结束了，众人都站了起来，可毛主席却没站起来。 195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突然抛出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提法：向现代科学进军，那时的中国连一台完整的计算机都没有，大部分科研人员还在用算盘处理数据，但毛主席看得很远，他知道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 这个口号很快变成了行动，1956年1月中南海怀仁堂，全国600多位科学家齐聚一堂，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周，最终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蓝图《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毛主席在会上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每个研究所的墙上。 也正是这次会议后，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海外华人科学家开始大规模回国，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华罗庚放弃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职，邓稼先悄然消失在普渡大学的校园。 他们回来不是为了高薪，当时的工资只有在美国的几十分之一，他们是被一种使命感召唤。 杨振宁的情况更特殊，1957年35岁的他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一批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第一时间询问：这个杨振宁是中国人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发出邀请。 但杨振宁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地位非同寻常，他的办公室就在爱因斯坦曾经工作过的楼层，是整个西方物理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美国方面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注，即便如此他还是接受了邀请。 第一次见面时毛主席问了一个让杨振宁意外的问题：基本粒子到底有多基本，这个问题的专业程度让杨振宁明白，眼前这位领导人对科学的了解远超想象，两人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从宇称守恒谈到场论，从实验物理谈到理论推导。 周培源当时就在现场，作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他正在推动一项大胆的教育改革，打破苏联模式建立中国自己的理科教育体系，这份改革方案在很多人看来过于激进，但毛主席看过后只说了四个字：可以试试。 有了最高层的支持周培源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北大设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亲自讲授流体力学，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过去只重视应用、轻视基础研究的倾向。 到了1973年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文革的冲击让科研工作几乎停滞，许多科学家被下放劳动，但就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杨振宁再次来到北京。 这次见面的场景让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毛主席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助手搀扶着他走进会客厅，尽管如此当谈到规范场理论时，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个理论能解释强相互作用吗，杨振宁惊讶于他对前沿物理的了解。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会谈结束所有人都站起身来，毛主席试图起身但失败了，他的腿已经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短暂的沉默后他伸出略微颤抖的手：来博士，拉我一把。 杨振宁快步上前双手握住那只手，小心地将他扶起，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周培源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感受只有两个字心疼。 这次会面成了转折点，杨振宁意识到，中国的科学事业需要更多实际的帮助，他开始频繁往返中美之间，每次都不是空手而来，他带回了最新的教材，帮助采购实验设备，甚至亲自检查从美国运来的每一根电缆是否完好。 1980年代初，杨振宁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他的统计力学课堂总是爆满，学生们拼命记笔记，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的板书很慢，但每一个公式都写得工工整整。 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亲自教书，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最缺的不是论文是人才。 与此同时，周培源也在为中国科研体系的重建奔走，他提出的理工结合模式，后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十几位后来成为院士。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高铁到5G，每一项成就背后，都能看到那一代科学家打下的基础，正如一位院士所说：没有当年的布局，就没有今天的爆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