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定日本战犯全部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主张所有日本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审，目的就是清算日本战犯的滔天罪行。 当时法庭汇集了11个国家的法官，大家都是带着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对侵略行为的谴责来参与审判。 可就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正义审判中，却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来自印度的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成为唯一全程投反对票的人，坚持认为所有日本战犯都该无罪释放。 帕尔本身是法律学者出身，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当时代表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参与审判。 按说作为被殖民国家的代表，本该更能理解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痛苦，可他的立场却让人始料未及。 审判进行到最后宣判阶段，其他法官都认可战犯的罪行，有的只是对量刑有不同看法，只有帕尔态度坚决，不仅投下反对票，还写下了厚厚一大本异议意见书。 这份文书里，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全体被告无罪，理由是侵略战争属于国家行为，个人不该承担责任，还说“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在二战前没有明确的国际法定义，用这些罪名审判就是“事后算账”，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 更让人意外的是，帕尔并非不知道日军的暴行，他在意见书中也承认，日本军队在被占领土上对平民和战俘犯下的暴行，证据多到无法否认，甚至提到南京的暴行持续数周，手段极其残暴。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这些行为不能构成个人犯罪，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国家行为”这个模糊的概念。 其实这背后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印度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帕尔内心对西方殖民势力充满抵触。 谁知他竟然错误地把日本的侵略行为，当成了“把欧洲人赶出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觉得日本做的和西方殖民者没区别，既然殖民者能不受惩罚，日本也不该被审判。 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日本侵略的是亚洲邻国，带给各国人民的是灭顶之灾，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解放”，本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屠杀。 帕尔的主张在当时的法庭上没得到任何支持，其他法官纷纷反对，他的意见书一开始也被禁止公开发行。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在国际上不受认可的异议，却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经济复苏后，很快就把帕尔当成了“恩人”，1952年就主动出版了他的意见书，右翼势力更是如获至宝，把这当成否认战争责任的“尚方宝剑”。 为了表达“感激”，日本天皇给帕尔授予了一等勋章，首相也对他极尽吹捧，说他展现了“高贵的勇气”。 帕尔去世后，日本不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在靖国神社、广岛等地为他立碑，甚至把他的一半骨灰迎回日本供奉在靖国神社里。 要知道靖国神社里供奉着十几名甲级战犯，给帕尔立碑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就是想借他的言论，歪曲历史、洗白侵略罪行。 有意思的是，帕尔在国际上的境遇和在日本截然不同，国际法主流期刊很少刊登他的相关论文，他的观点一直被边缘化，说白了就是不被国际社会认可。 这也能看出，他的主张根本站不住脚，只是刚好迎合了日本右翼的需求。 其实帕尔的问题在于，他把反殖民和审判侵略混为一谈，用对西方殖民的不满，掩盖了日本侵略的本质。 反殖民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日本侵略是给其他国家带来灾难，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国际法虽然没有明确的“反人道罪”条文，但早在二战前，相关的国际条约就已经禁止屠杀平民、虐待战俘，这些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人类良知和基本正义，怎么能因为没有明确罪名就一笔勾销？ 日本对帕尔的追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历史造假。他们不管帕尔的初衷是什么，只截取“全员无罪”这个结论，大肆宣扬，就是为了逃避战争责任，让后代忘记先辈的罪行。 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让日本自己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帕尔或许有自己的立场和考量，但他的主张无疑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让无数战争受害者的冤魂无法安息，这也是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关键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