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结束后，毛主席到凌晨4点多才吃饭，他哽咽着对警卫员李家骥说：‘我们的革命不容易啊，如果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能看到今天，他们该多高兴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中南海那边酒杯碰得叮当响，院子里灯火通明。 毛主席却从热闹的会场退出来，往住处走，身边人不多，靴子踩在地砖上，声音有点空。屋里灯一开，他坐在椅子上，连话都懒得说，烟一支接一支地点，灰缸里很快堆了一层灰，脸紧着不放松。 白天的画面还在很多人脑子里打转。 工人、农民一队接一队从天安门前走过，腰鼓敲得像心跳，广场上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回过去的却是“人民万岁”，“工人同志万岁”，“农民同志万岁”。 那会儿谁也想不到，晚上的他会变得这么沉默。 警卫员李家骥在门口看着，心里犯嘀咕又不敢打扰。 拖了一阵，小心翼翼进屋，问一句“吃点什么”。毛主席盯着桌面，半天才挤出一句：“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语气不高，屋里几个人听着，心都跟着往下一沉。 李家骥只好劝，说那些牺牲的战士如果今天还在，肯定也会为开国大典高兴，说这就是他们盼来的日子。 又提起毛主席一整天几乎没吃东西，劝他喝点粥。 麦片粥热着端到手边，毛主席嘴上说“不饿”，勉强抿了几口，肚子这才有了动静，到最后竟是两大碗下肚。 吃完，他没有去睡，拿起书接着看。 时间一点点磨过去，夜深得连院子里的虫叫都小了，他还捧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些东西琢磨。 到大约凌晨六点，眼睛酸得厉害，人还是睡不着，只好吃两片安眠药。 保健医生早就立规矩，一天就这剂量，不能多，毛主席再要，警卫只能硬着头皮说没有多余的。 折腾到十月二日早上八点多，这个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人，才算真正睡过去。 前一天站在城楼上，面对的是几十万人的欢呼；这一夜熬在灯下，对着的是一堆名字，一条条流过血的路。 在这种气氛里，“新中国是什么”这句话不只是理论题。 北面那片土地上，“什么是苏联”的争论早就有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给过一个很接地气的回答，说苏联是个讲公平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关里能占到六成；苏联说明国家紧紧抓着经济命脉；普通人看病、住房、上学不用担心付不起钱；社会里既看不见极端富豪，也不轻易把人压进赤贫的深坑。 列宁留过一个简单又扎心的判断方法：一件事情看不清，就问一句“对谁有利”。 毛主席把这个提法记得很牢，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人而战”的问题。 他在党内多次说过，这是根本问题，也是原则问题。天安门城楼上那声“人民万岁”，其实就是把答案喊给天下听。 再往后看，一九八六年时苏联已经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整栋大楼开始摇晃。 即便那样，苏联政府对老百姓的物价补贴还高达七百三十亿卢布，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八，比军费还大一块。城市住房依旧是极低房租，租金和物业加一块只占劳动者年工资的百分之三，多出来的部分由国家财政扛着。 毛主席没有把苏联那一套当成圣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他带着一批干部在杭州、上海、广州轮流开读书会，从十日到次年九日，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啃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谈话记录里可以看出，他一边翻书，一边往中国的实际和世界历史上套，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只盯着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三块，还得加上国防现代化。 在他眼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平衡，多半是靠危机一轮轮“砸”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消灭了私有制，有可能借着计划来追求另一种平衡。 他说，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谁如果做计划不把这种规律当回事，按比例发展就容易变成嘴上说说。 读书时，他还专门拎出“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讲得很具体。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头，人和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是一头，分配制度又是一头。工人愿不愿意把工厂当“自己的”，跟干部态度关系很大。 如果干部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工人心里自然觉得这厂子是“干部的”，不是“我们的”。 毛主席提到干部子弟时，话说得挺重，说不少孩子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社会经验，架子倒不小，很容易养成靠父母、靠先烈吃老本的习惯。对这种苗头，他始终心存警惕。 对他来说，经济上的公有制要站稳，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松。 时间拉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讲话里说，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中国这个一向勤劳勇敢的民族，在近代之所以落伍，是因为长期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剥削。 他提醒代表们，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推进，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会随时想着复辟，所以警惕这根弦不能松。 九月三十日，他为会议起草的宣言里写道，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是站起来了，民族前途“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