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说：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所以，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比较好。对他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福山的“信任半径”理论认为，信任的建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于家族和亲密关系的信任（即“家族式信任”），另一种则是超越血缘、能够延伸到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即“普遍信任”）。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家族和亲友的关系，信任更多地局限在这些小圈子内，这使得社会整体的信任度较低。 而日本则由于其封闭的岛国环境和相对单一的民族构成，社会信任度较高，人与人之间信任感更强，社会秩序也相对更加和谐。 这一观点确实有其道理，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孝道”和“家族责任”，这也导致了中国人更倾向于在家族和亲朋之间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 而日本，由于岛国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同质性，使得日本人的信任基础更多的是建立在群体文化和集体主义之上。 虽然福山的信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当时中国和日本社会的信任状况，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变革，这一理论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福山的分析虽然准确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但他未能预见到中国的快速转型。 过去中国确实更多依赖家族和亲友之间的信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尤其是近年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正在快速重建。 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中国的消费者已经能够通过评价体系和商家信誉来建立信任。这种信任并不仅限于家族圈子，甚至不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交易完全可以在网上完成。 而共享经济的崛起，例如共享单车和民宿平台，也表明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在扩大。 从“先付款，后收货”的商业模式到“免押金、信用支付”的新型消费方式，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易的风险，陌生人信任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虽然福山描述的日本社会在上世纪中期的确展现出较强的社会信任，但这种高信任度并非没有边界。 日本的信任体系主要是内向的，局限于本土的社群，而对于外来文化和群体的信任度较低。事实上，外来人群在日本的融入并不容易，文化上的排斥和壁垒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日本的民间，社会的信任更多地建立在本地人之间，外国人很难轻易进入这种信任体系。例如，日本社会对移民的排斥，反映了其信任边界的存在。 而且，近年来，日本对美国的信任度也在下降。民调显示，超过70%的日本人认为美国不会在紧急情况下保护日本，这一数据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是其可靠盟友的观念。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信任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以家族为基础的信任逐渐向更加制度化和市场化的信任模式转变。 市场经济的推进让中国人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家族式信任模式，做生意讲求契约精神，签合同、履约成为常态。在这个过程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即使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人们也愿意根据规则和契约来进行合作，社会的契约信任逐步建立。 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的普及，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今天，大家出门不再携带现金，扫码支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共享经济平台如滴滴打车、Airbnb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用户评价和信用体系来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这些技术创新为信任的扩展提供了平台，使得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大大提高。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另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一体系通过将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行为记录下来，形成了基于数据的信任网络。 借助大数据技术，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欺诈行为，还能促使更多人遵守契约和规则。这种新的信任体系的构建，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家族和小圈子的信任范围。 日本的社会信任，虽然对本土群体很强，但对外来者的信任度始终有限。日本人对外国人和移民的接受度较低，这与其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岛屿国家的封闭性有关。日本的信任更多地建立在“同类”之间，而对外部世界的信任则显得较为保守。 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日关系的动荡，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也发生了明显下滑。近年来，日本民众越来越感到，美国在保护日本安全方面的承诺并不可靠，这导致了日本社会对外部盟友信任度的下降。 福山的观点虽然在当时能够解释中日两国的信任格局，但他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动态性。中国的信任模式从传统的家族信任转向了更加普遍的社会信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得到了极大提升。
用户10xxx73
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