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影响等于零。鲁迅委托冯雪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鲁迅在文学

鲁迅认为，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影响等于零。鲁迅委托冯雪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文章，在谈到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时，提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作家。鲁迅过目时将这两位作家的名字涂去了，并说： “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列夫有些影响。” 1929年，冯雪峰搬到景云里，离鲁迅家就一墙之隔，俩人天天聊翻译和文艺。冯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书，鲁迅译普列汉诺夫，他们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一共八本，基本包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那年冯雪峰经济紧巴巴，鲁迅预支稿费帮他渡难关。冯雪峰还帮鲁迅校稿，俩人深夜长谈，冯有时直来直去，鲁迅听着也乐在其中。1930年，冯雪峰受潘汉年委托，去说服鲁迅加入左联，鲁迅爽快答应，还说“左翼”这词旗帜鲜明。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话，冯雪峰后来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登在《萌芽》上。这段交情不光是师徒，更是战友，冯雪峰成了党与鲁迅的联络人，帮着传情报、捐款救人啥的。 1936年夏天，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要出鲁迅短篇小说捷文版，请鲁迅写序，顺带荐一篇论其文学地位的文章。鲁迅觉得瞿秋白的序太长，又偏杂文，就托冯雪峰写。7月20日，冯雪峰赶出一篇两千字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直奔主题，说鲁迅作品是中国民族衰弱史的解剖图，杂文是思想斗争的利器，小说是现代文学基石。文章里谈到俄国文学影响，自然点名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说他们启发鲁迅的现实主义。冯雪峰凭印象写，全是实打实的合作回忆，那时俩人译过高尔基的《母亲》木刻序，鲁迅还夸这书接地气。 鲁迅过目时，只改了几个错字，删了一两句，主要就把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名字抹了去。他直说，这俩人对他的影响小，安德烈夫倒是有点意思。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影响等于零。这话听着狠，但鲁迅有他的道理。早年他确实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熏陶，《热风》里“立人”概念就带点影子，但后来写小说时，那种温情宽容的调调就淡了，取而代之的是灰暗绝望的笔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烈夫的风格。安德烈夫的《红笑》和《七个被绞死的人》，直戳人性丑陋，鲁迅译过这些，觉得更对路。中国人不是缺爱，而是缺狠劲，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在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乱世，显得太软绵绵。鲁迅在杂文中说过，改革如长江大河，挡不住就得硬扛，托尔斯泰的悔悟哲学，治不了中国几千年积的奴性病。 冯雪峰后来在附记里提了这事儿，说鲁迅删这些名字，是不想让人觉得他文学路子全靠外国货。他强调，鲁迅有中国味儿，继承屈原、杜甫的脊梁劲儿，杂文如匕首，戳破黑暗。文章寄给普实克，成了鲁迅海外形象的敲门砖。冯雪峰这人，译书量大，1929年一年出六本译著，七篇论文，帮左联稳后方，但也卷进党内争论，像“两个口号”那场，周扬推“国防文学”，冯雪峰和胡风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吵得不可开交。鲁迅夹中间，病中还开玩笑说，你们来上海先杀我吧。冯雪峰尽力调和，但没成，这论争拖了半个世纪。 鲁迅一生译俄国书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影响最大，果戈理的讽刺让他学到写阿Q的精髓，契诃夫的短笔帮他练小品文。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总觉得隔层纱。高尔基的无产阶级立场，鲁迅赞，但译《母亲》时，也说这书虽好，却没深挖灵魂底层。托尔斯泰的农民同情，鲁迅早年点头，但到后期，他更信斗争哲学，杂文里满是鞭挞国民劣根的火气。安德烈夫的黑色幽默和存在绝望，正中鲁迅下怀，他译的那些短篇，成了《彷徨》里的影子。中国文坛那时，俄国文学是救命稻草，五四后译本蜂拥，茅盾、巴金都受高尔基影响，鲁迅却挑剔，说托尔斯泰的爱太泛，不接地气。中国人得先醒脑子，再谈救赎。 鲁迅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择取有用的，托尔斯泰的普世人道，在他眼里成了空洞的道德说教。中国几千年儒家仁义，已经把人教成看客，托尔斯泰再来一帖，也治不了根。相反，安德烈夫的绝望，能逼人直面丑陋，像鲁迅的《药》，夏瑜的血馒头没人懂，正戳中那股麻木劲儿。冯雪峰记这细节时，说鲁迅是思想家型的诗人，把哲学和文学揉一块儿，影响中国人思维定势。鲁迅1936年10月19日走时，55岁，肺病缠身，最后遗作还是杂文，锋利如故。他的否定，不是瞧不起托尔斯泰，而是现实太残酷，得用刀子划开伤口，才能愈合。 冯雪峰后来继续研究鲁迅，1949年后主持编《鲁迅全集》，但也遭坎坷，1954年因《红楼梦》批判不积极，下台，1955年胡风案牵连，1957年右派，1961年摘帽，1976年肺癌故去，79岁。临终前还校《鲁迅日记》。他一生译马克思主义文论，填补空白，施蛰存说他系统引介苏俄文艺，功不可没。鲁迅和冯雪峰的这段公案，告诉我们，文学影响不是标签，得看土壤。中国这块地，托尔斯泰的种子长不出大树，安德烈夫的荆棘倒能扎根。 托尔斯泰全球影响力大，俄罗斯人把他当镜子，但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年代，他的非暴力不顶用。托尔斯泰的影响低，不是贬低，而是中国路子，得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