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到北京，国家就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定为行政二级，月薪350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顶格待遇，普通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元，一级教授两三百元，这350元够一家人宽裕过日子，还能买不少专业书。他住进研究所分配的房子，家具简单到只有基本几件，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食堂吃大锅饭，生活低调得像普通研究员。研究所刚起步，设备奇缺，很多实验器材得自己想办法做，他把精力全扑在导弹技术上，从不计较个人条件。1956年他又参与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资关系仍挂在中科院力学所。 1957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额外发100元院士津贴，总收入变成450元。这笔钱搁当时能买好几套像样西装，或者寄回家乡帮亲戚盖房。可钱学森拿到手后越想越不对劲，国家正搞大建设，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年轻同事工资低，家里孩子多，实验室连台像样风洞都没有。他每天算自己开销，发现350元就完全够用，多出的100元完全没必要留着。1963年全国调整工资级别，他抓住机会，直接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刚毅写信，信里把账算得清清楚楚：职务工资350元加学部委员津贴100元，共450元太高，建议取消津贴，把基本工资降到331.5元，还要求补扣之前多领的部分。 那封信写于1963年9月，用钢笔在普通信纸上一笔一划，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理由全是围绕国家资源该优先买设备、培养人才。领导收到信后专门开会研究，钱学森去参加，把想法再讲一遍，组织最后批准了他的请求。从那以后，他的月薪就定在331.5元，一直到改革开放都没再涨过。很多人劝他别这么较真，他只说个人少拿一点，集体就能多干一点事。1960年代初经济最困难那几年，食堂饭菜都减量，他照样把工资省下来买书或者帮同事解决实际困难，从没抱怨过一句。 不止工资，他对奖金和稿费的态度更绝。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奖金一万元，他全买成公债，到期后连本带息1.15万元直接捐给中国科技大学买教学仪器。跟别人合著书，稿费几千上万，他一律让给年轻作者，说自己工资够用，你们家底薄多拿点。1990年前他参与七部书，应得稿费一万四千多元，全推了出去。1995年拿到何梁何利奖100万港元，支票寄来他看都没看就签委托书，转捐给西部沙漠治理项目。家里人管钱管得严，家具从五十年代用到九十年代，茶几书桌全是旧的，补丁摞补丁。 1996年一张工资单曝光，职务工资加各项补贴实发1933.08元，先扣46元党费，到手不到两千。当时北京普通人月薪才几百块，房价刚起步，他这个两弹一星元勋拿的钱跟中层干部差不多。苏联访问拿的报告费卢布，回国全上交研究所。一次出版社寄来上万元稿费，他回信让分给合作者，剩下的买实验室器材。同事回忆，他每月工资条一到，先交党费，剩下的精打细算买菜买书，从不乱花一分。这样的习惯坚持几十年，从回国那天起就没变过。 他把“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句话落到实处，不是喊口号，而是真金白银地做出来。国家缺钱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降薪；有外快进来，他第一个想到捐出去。很多人觉得他傻，可他觉得这才正常：科学家拿钱是为了干事，不是为了自己过好日子。正是这种实打实的行动，让周围人服气，也让后来人明白什么叫把个人得失放到集体后面。 钱学森回国后领导第五研究院，主持东风导弹、长征火箭研制，推动两弹结合试验和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为中国航天打下根基。他开创系统工程学科，带出一大批人才。晚年建议发展电动汽车，促成早期研究。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国家举行隆重追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