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2年，名妓严蕊被朱熹抓进大狱，狱卒扒掉了她的衣服，强迫她趴在冰冷的地砖上，用藤条反复抽打身体。朱熹逼严蕊承认与太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谁知严蕊却死不认罪！ 朱熹在弹劾唐仲友的六道奏折中，列举多项罪名，包括救灾不力、贪污官钱、贪赃枉法等。其中，作风问题被特别强调，指唐仲友与多名营妓关系亲密。严蕊被列为重点，朱熹称唐仲友欲携严蕊归家，令她伪称年老脱籍，并用公款轿乘钱物送她回婺州别宅。奏折中提到，唐仲友祖母私忌日仍设宴饯送严蕊，显示出公私不分。朱熹的行动并非单纯道德追究，而是源于学术派系斗争。唐仲友背后有王淮等朝中势力支持，朱熹弹劾时面临阻力，但他坚持上疏，意图借此打击政敌。严蕊作为底层女性，无辜卷入，成为政治棋子。她的被捕源于朱熹的命令，黄岩通判执行抓捕，将她关押在台州监狱。审讯中，严蕊被要求供认与唐仲友私情，但她始终否认，仅承认宴席上的文艺往来。这反映出她在高压下的坚持，避免污蔑官员。 关押期间，严蕊遭受杖刑两次，狱吏诱导她认罪，称罪不过杖责，且已执行过一次。但严蕊拒绝，强调是非真伪不能妄言，以免污及士大夫。她的口供显示，每次筵会她进入宅堂，与唐仲友无间，但上下人等均无阻节，暗示无私密行为。朱熹的奏折引用高宣教在宴会上作的《卜算子》词后半阕：“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这词被解读为针对唐仲友拖延严蕊脱籍从良的怨言。高宣教是唐仲友亲戚，此词在公宴上演唱，显示事件已公开化。朱熹以此作为证据，指责唐仲友沉迷酒色，奢靡无度。严蕊的关押从台州移到绍兴，持续月余，期间备受刑罚，却无一语招承。这段经历凸显了底层民众在权力斗争中的脆弱地位，朱熹的严苛手段也引发朝野议论。 案件发展中，朱熹未能完全扳倒唐仲友，后者有强大关系网保护。朱熹的弹劾虽列举详实，但朝中有人视之为学术争端。宋孝宗闻知此事，认为不过是“秀才争闲气”，遂调朱熹离职。提点刑狱公事由岳霖接手，他是岳飞第三子，为人正直。岳霖审阅卷宗后，命严蕊在堂上作词自陈心迹。严蕊吟诵《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此词表达身不由己的无奈，隐含祈求自由之意。岳霖听后判其无罪，释放并准从良。关于此词作者，有争议，有些记载称出自高宣教，但流行版本归于严蕊。无论如何，它反映了营妓对命运的感慨。唐仲友因弹劾被调闲职，此后再无要职。朱熹虽继续传播理学，但此案影响其声誉。 事件后，严蕊脱离营妓身份，被南宋宗室纳为妾，生活归于平静。朱熹的举动被后世笔记小说放大，如《齐东野语》描述严蕊备受棰楚，却坚辞不屈。这些记载虽有文学加工，但基于朱熹奏折的核心事实。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强调实用事功，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对立，此案本质是派系倾轧。严蕊的坚持，避免了更大政治波澜，却也暴露了女性在宋代社会的弱势。营妓虽有文艺技能，但身份低贱，常被利用。朱熹作为理学宗师，其严苛执法虽有赈灾初衷，但掺杂私心，导致无辜者受累。这提醒人们，历史事件往往多面，需辨析真伪。 南宋官场风气中，酒宴伴文艺表演司空见惯，但一旦涉及派系斗争，便成罪名。朱熹巡视台州时，收到四十多份百姓状纸，控诉唐仲友在饥荒年暴力催税，致民流离。这部分弹劾有据可查，显示唐仲友确有渎职。作风指控中，不仅严蕊，还涉及沈芳等营妓，朱熹称唐仲友纵容她们招权纳赂。严蕊的供词显示，她与唐仲友交往限于公宴，无私下交易。这反映出审讯的焦点在证明不正当关系上。朱熹的六道奏折层层递进，从救灾不力到个人作风，意图全面打击。唐仲友试图反击，但朝中王淮为其撑腰，导致案件拖延。严蕊的关押虽短暂，却经受械刑、拶刑等，狱吏劝其早认以免苦楚，她却以是非为重，坚持不污官员。 岳霖接手后，案件转向公正。他未施重刑，而是通过词作了解严蕊心志。《卜算子》上阕诉说并非贪恋风尘，乃前缘所误，下阕表达去住两难，渴望自由。词中“东君主”隐喻审判官，委婉求情。岳霖判词“仰代天言，判该妓从良”，显示其仁慈。事件影响深远，朱熹被指忿急峻厉，如极恶大憝。唐仲友虽未彻底倒台，但仕途受阻。严蕊获释后隐居，词作流传千古，成为南宋词坛佳话。这案子无赢家，唐仲友闲置，朱熹颜面尽失，严蕊身心受创。历史记载多出自笔记，如洪迈《夷坚志》，虽有传闻成分，但与朱熹奏折吻合，证实事件基本脉络。 后世对朱熹评价分歧，有人视其为圣人，有人指其伪君子。此案被列入其负面传闻，如纳尼姑为妾等，但需考证真伪。严蕊的词作仅存三首，包括《如梦令》、《鹊桥仙》，皆清新自然。她的经历反映宋代女性命运，营妓虽有才艺，却身不由己。朱熹的理学强调道德规范，却在实践中掺杂政治算计，导致底层民众受害。唐仲友的学派虽注重实用，但治理不当加剧灾民苦难。这事件提醒，权力斗争往往牺牲弱者，历史需多角度审视。严蕊的坚持，虽非英雄行为，却在小人物中闪光，值得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