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踢开一户人家的门，谁知，一位老人用日语破口大骂，日军领队看清老人的面容后，低三下四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敢打扰您了……” 1941年的香港乱得像疯了一样。街上不是枪声就是哭喊声，日本兵闯民宅跟抢劫没什么区别。 那一天，几名日本兵推门冲进一户普通住宅，翻柜子、掀床垫，像野兽一样四处乱砸。 屋里所有人都吓得不敢抬头，只有陈寅恪坐在藤椅上纹丝不动，长袍松松披着，像个疲惫又倔强的老人。 日本兵翻得正起劲，陈寅恪突然抬头，一口标准得挑不出毛病的日语，把几名士兵骂得狗血淋头。 骂对方无耻、骂军纪废物、骂武士道蒙羞。 日本兵全愣住了，没想到被一个中国老人用纯正日语骂到抬不起头。 就在所有人以为要拔枪的时候，领头军官走上前盯着陈寅恪看了十几秒，突然立正、低头、鞠躬，用日语敬语说：“陈桑学长。” 随后下令所有士兵收枪、停止搜查，又整队鞠躬离开，并保证再也不会骚扰，还要保护陈寅恪一家。 这戏剧性的转折不是电影，而是真实发生在陈寅恪身上。 很多人不知道陈寅恪能讲这么多语言，更不知道他一生对知识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箴当过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名诗人。 从小家庭教育就像军训，经典要读、算学要学、英语要背，不准死记硬背，只准琢磨透。 12岁随兄去日本留学，陈寅恪每天凌晨背日文课文到嗓子发哑。 脚气病逼陈寅恪回国，又靠自己拿到官费继续学日文。 再之后跑欧洲、跑美国，德国柏林、瑞士苏黎世、法国巴黎、美国哈佛……梵文、巴利文、中亚文字样样啃，只求把知识吃透，却从来不去申请博士学位，没有任何名头、没有任何虚荣，只要学问是真的。 1925年回国后，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名。 陈寅恪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每节课都是新观点、新线索，只讲自己研究到的东西，学生听得连呼吸都轻。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拒绝进入日占区治疗眼疾，陈寅恪带着家南逃，右眼彻底失明，途中珍贵手稿全部遗失。 那是别人一辈子的成果，陈寅恪却只是沉默，没有一次抱怨。 逃到香港后，香港很快沦陷，陈寅恪拒绝日伪政府邀请，拒绝高薪职位，拒绝优待。 日军高层随后派人送米送面，陈寅恪让家人当场抬到门外倒掉。 不是嫌弃食物，而是不允许良心被买走半寸。 1942年春，在朋友资助下，陈寅恪只身乘船离开香港，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教书。 陈寅恪失去右眼后依旧坚持讲课，学生围着陈寅恪抄笔记。 1944年手术失败后，陈寅恪彻底失明，但仍继续研究中古史、佛教文献，靠口述写书，脑子里装着几十年手稿的分段、页数甚至标点。 他的助手记录，他的思想决不停止。 抗战胜利后返回清华，后来到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闭门写作，《柳如是别传》写了十几年，是一个盲人靠记忆完成的巨著。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陈寅恪凭记忆口述古代边疆图志、清代档案，提供历史依据。 失明、年迈、病痛，没有削弱陈寅恪的精神力量。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寓所病逝，享年79。 多年后与夫人唐筼合葬庐山植物园，墓前那块巨石上刻着八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人说陈寅恪最伟大的不是学问，而是骨头。 懂得越多，越清醒；越清醒，越不愿向强权低头。 陈寅恪的传奇，不在于能说二十几种语言，不在于学生满天下，不在于著作等身。 而在于最危险的年代，最难活下去的时刻，陈寅恪依旧选择堂堂正正活着。 真正的中国脊梁不是吼出来的，而是撑出来的。 饭可以不吃、荣华可以不要、命可以赔掉，但人格不能换价码。 这，就是陈寅恪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