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死后，老蒋亲自下令财政部会同调查局清查戴笠遗产，结果第一天清查，就让在场人员大吃一惊：这哪是当官啊，这是银行行长。 戴笠死后第三天，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见财政部长和调查局负责人。 “戴笠的身后事要办，他的遗产也要清。”老蒋端着茶杯，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们组成专门小组，把他所有的动产、不动产，还有账册，统统清查造册。” 而领命的清查小组组长是财政部资深审计王明远，他带着十二名会计、审计人员，首先来到戴笠在南京的寓所。 当管理员颤巍巍地打开库房铜锁时，手电筒光照亮了堆至天花板的木箱。 撬开第一个箱子，黄澄澄的金条让在场人员倒吸一口凉气。 “登记吧。”王明远对目瞪口呆的年轻会计说道，自己则走近细看。 那金条上刻着“中央造币厂”字样，每根重达十两。 随着一个个箱子被打开，银元、美元、英镑逐一现形，在场有位老会计哆嗦着说：“我干了二十年审计，从没见过这阵仗。” 戴笠的财富版图随着清查逐渐清晰。 他在重庆、上海、北平、昆明等地设立了二十二个秘密金库，外汇与黄金分散存放，从不放在同一个保险箱。 而且最令人咋舌的是在上海法租界的公馆。 当清查人员推开书房暗门，发现墙内嵌着钢制保险柜。 这里面不仅有三张瑞士银行空白存款凭条，还有一盒钻石，旁边标注着“远藤献”字样。 这印证了此前日本黑龙会成员远藤忠信将一袋钻石送往八路军驻沪办，第二天却被军统截获的传闻。 “戴局长这手伸得可真长。”一位清查人员悄声感叹。 王明远严肃地打断：“做好记录，不要多话。” 但他心里明白，这些财富背后是戴笠执掌军统十余年来构建的庞大权力网络。 随着清查深入，戴笠的房产清单扩大到四十六处，包括重庆的“神仙洞”公馆、南京承德里别墅、上海法租界洋房等。 而且每处公馆都藏着部分财富：神仙洞公馆库房里有八十多把手枪和十年陈酿茅台。 承德里别墅则铺设防弹地板，暗格中藏着银行存单。 而与巨额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戴笠生前刻意维持的简朴形象。 这位军统头子在外常穿旧军装，给人勤俭持家的印象。 当时蒋介石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扬戴笠的清廉。 然而清查发现，戴笠的生活极为奢靡。 他不仅有二十八辆汽车，还囤积了法国干邑、瑞士名表等奢侈品。 而且为讨好影星胡蝶，他动用特权建造豪华公馆，赠送贵重珠宝。 “雨农要什么，就是什么。”军统要员沈醉后来回忆道。 在抗战胜利后，戴笠利用接收日伪资产的机会，将大量财物纳入囊中。 那上海滩的日本洋行、什么天津的北洋机器厂、还有南京的服装司令部仓库都成为他的目标。 一位参与清查的年轻会计在日记中写道：戴笠一面在会议上痛斥贪污，一面将两百根金条封入煤球装船运输。 这种双面人生，实在令人瞠目。 当初步清查报告放在蒋介石案头时，黄金一千零七十二条，银元三百六十万，外汇七百余万美元的数字让老蒋勃然大怒。 他在报告边缘狠狠写下三个字：“这能忍”。 侍从室主任杨永泰后来回忆：“委员长看到戴笠财产清单时，气得一连串浙江土话脱口而出。 他咋的都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心腹，竟然在背后积累了如此惊人的财富。” 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戴笠的贪腐只是冰山一角。 军统内部，广州站长陈劲凡擅刻关防搜刮财物。 武汉区区长杨正宇把江汉关库房当作私人金库。整个特务系统已腐败透顶。 戴笠的遗产总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年财政收入的数百倍。 而在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仅能买两担米，西南联大学生穿着补丁衣服上课。 这种巨大反差，凸显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严重腐败。 但是最终戴笠的巨额遗产最终并未完全充公。 毛人凤得了三十条金条，陈诚要了四辆凯迪拉克，宋美龄挑走两幅东洋名画。 而戴笠的家人只分到残羹冷炙，他儿子戴藏宜后来在浦城被截获时，口袋里只剩几根金币。 更深远的影响是，戴笠之死及其遗产风波导致军统士气涣散。 蒋介石虽然除掉了难以控制的权臣，却也失去了一把利刃。 正如美国陆军部情报局1947年的评估：“蒋介石从戴笠死亡中获得的即时好处，已被一个他不再能控制的体系的崩溃所抵消。” 戴笠遗产清查事件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深度腐败。 这位曾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特工王”，最终留给历史的不仅是他的权谋与传奇，更是那个时代权力与贪婪交织的缩影。 整个事件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讽刺是：蒋介石虽然清算了戴笠的财产，却未能阻止国民党系统的整体腐败。 而这种腐败如癌细蔓延，最终侵蚀了整个政权的根基。 主要信源：（戴笠死后,蒋介石下令整理遗产,得知数目后气得破口大骂——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