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1928年“五三惨案”的残酷见证，画面中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被粗麻绳死死捆绑，身姿在束缚下透着挣扎与绝望！ 1928年的济南并不太平，但也还没有彻底失控，那年4月日本突然以“保护侨民”为名，往山东派来3400名士兵，顺手还在济南的商埠区修起了工事，一副要打仗的架势，说是“保护”，但处处设防、枪口对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来维稳的，更像是找碴的。 日本这么做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打算，当时中国的北伐正打得火热，眼看就要完成统一，日本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会动摇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盘踞已久的山东，于是它选择先下手为强，不管你统一不统一，先把山东的控制权牢牢握在手里再说。 5月1日北伐军攻克济南。按说敌军后撤是常规操作，但日军却搞了个“假动作”，表面上撤军，暗地里却布满陷阱。 更要命的是，当时蒋介石政府下令“不抵抗”，要求部队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一边是敌军蓄意布局，一边是政府按兵不动，局势就像被拧紧的发条，随时可能崩断，结果这根发条真的断了。 5月3日清晨日军率先挑事，先是无故射杀手无寸铁的北伐军士兵，接着又冲进基督医院袭击中国军人，制造“流弹误伤日兵”的借口，这不是误会，是精心设计的暴力剧本，导演就是日军自己。 这天上午蔡公时正在山东交涉署办公，他刚刚到济南履新，身份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特派交涉员，职责是处理中日之间的外交事宜。 他精通日语，早年追随孙中山，讲原则、讲法律，更讲骨气，当日军借故包围交涉署时，他没有逃跑，而是在署内挂上国旗和孙中山像，试图用外交方式阻止事态恶化。 但日军没给他机会，他们剪断电话线，撕毁国旗，翻箱倒柜搜查文件，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指出日军违反国际法，结果却被拖出去实施酷刑——割耳、割鼻、割舌。 即便如此他仍高呼“国耻何时可雪”，最终被枪杀焚尸，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署内其他16人，唯一的幸存者张汉儒，记录下了这一切。 这不是冲突，是谋杀；不是误会，是屠杀。外交官被这样对待，谈何国际法？谈何主权？更可怕的是，这只是惨案的开始。 5月4日起日军全面展开进攻，不再遮掩，炮弹落在民房、商铺、学校、医院，济南城成了一座炼狱，据事后统计中国军民死亡超过6100人，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伤者超过1700人。 那些没死的，也没能幸免，有的被强奸，有的被活埋，有的在医院里被机枪扫射：江家池医院的100多名伤兵，就这样被一轮扫射清空了生命。 济南护城河，一夜之间变成血河，西顺河街，尸体铺满街巷，日军甚至连外交部办公地都不放过，连黄郛的办公室都被占了，人员被辱，设备被毁。 最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始终维持“不抵抗”命令，但不是每个军人都选择沉默。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两支部队违抗命令，坚持死守济南三天三夜。 他们没有等指令，而是凭着良知和血性，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军上百人，有的部队在弹尽粮绝后集体殉国，比如杨冠英所在的一个排，全员战死，这样的抵抗，虽然没能改变大局，却为后来留下了尊严的注脚。 惨案之后，蒋介石选择了绕道北伐，没再在济南纠缠，1929年他和日本签下协议，换来日军撤兵，却没能要回赔偿，蔡公时的家属，直到1931年才找回烈士遗骸，安葬时连抚恤金都遭遇推诿。 可民间没有忘记，中共发起反日运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全国抵制日货，济南人民自发立碑纪念“五三惨案”，张汉儒留下的证词，也成了后来追究侵华罪行的重要证据。 蔡公时因此被誉为“中国外交第一人”，不仅因为他是外交官，更因为他在极端时刻没有低头，他不是死在战场，而是倒在谈判桌前，这种牺牲比流血更痛；这种照片，比炮弹更响。 到了1946年日本战犯终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而那张蔡公时被捆绑的照片，也成了铁证之一，告诉世界：这不是战争的附带损伤，而是用血写下的计划性屠杀。 历史远未结束，1928年的5月3日是这场惨案的起点；1946年的5月3日是战犯被审判的日子，时间仿佛绕了一圈，告诉我们一件事：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只会换来更多欺凌。 这张照片不是过去的终点，而是今天的起点，国家强大才有话语权，主权不容侵犯，哪怕只是一张国旗、一座交涉署、一个人站着的姿态，也值得我们世世代代记住。 参考资料： 英勇无畏蔡公时 中国外交第一人的死亡真相 2015年0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