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来了！日本正式发布在华日本人最新统计，日本外务省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日侨人数为9.75万，比2012年的15.03万少了35%，创下多年来新低。 在华日本人越来越少，这事得从二十年前的厂子说起。那时候北京亮马桥的日料店刚开张，上海古北的樱花还没开败，丰田、松下的工程师带着全家住在开发区的独栋小楼里，孩子上国际学校，老婆在望京开杂货店。 2012年在华日侨15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的人口，大连开发区的日语标识比汉字还多、那是中国制造业最“便宜”的年代，珠三角的电子厂招普工月薪八百，日本企业把整条生产线搬过来，连螺丝钉都带着东洋味。 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前后。苏州工业园的日资企业突然发现，招来的技校生开始问“有没有五险一金”，昆山的劳务派遣公司报价从8块涨到15块。 三井住友的财务报表显示，在华工厂的人力成本五年翻了三倍，而越南同规模厂区的开支只有三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中国年轻人不爱进工厂了，2020年东莞某电子厂招不到人，只能把生产线迁到缅甸，临走前厂长对着空荡荡的车间说：“现在的00后宁可送外卖，也不愿站流水线。” 这种变化像滚雪球，2018年华为在深圳建研发中心，周边三公里冒出二十家新能源企业，日本工程师发现自己的技术不再稀缺。 宁德时代的电池专家年薪百万，比亚迪的工程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反倒是松下的锂电池工厂因为成本太高，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北京望京的日料店老板回忆，2019年以前，中午全是穿西装的日本上班族，现在坐满了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他们更爱吃湘菜，日料店只能改卖定食套餐”。 产业转移的连锁反应比想象中快。2022年大连某汽车零部件厂关闭，三百多名日籍员工撤离，连带周边的日语培训机构、日式幼儿园相继关门。 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报告显示，2023年在华日企盈利面跌破50%，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撤退最明显，留下的多是汽车、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中心，但这些岗位更倾向于雇佣本地高学历人才。上海外服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企在华招聘中，日语不再是硬性要求，“会Python的优先”成了新口头禅。 年轻人的选择也变了。二十年前中日班的职高生抢着进日企，现在985高校的学生更愿意去字节跳动、大疆。2024年日本留学生支援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赴日留学生突破13万，是在华日侨的1.3倍。 这代年轻人不再等着日本企业给饭碗，而是主动去东京学动漫、去大阪学机器人，回国后入职的是腾讯、小米。北京某国际学校的日籍教师说，十年前班里一半是日企高管子女，现在九成是中国家长想让孩子“多学门外语”。 地缘因素像根看不见的线。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在华日企的安全成本悄然增加，上海某日资银行的安保预算三年涨了四倍。2024年日本政府的“去风险”论调，让一些中小企业主开始犹豫。 这种心态传导到个人，在华日侨的“家庭计划”开始调整，2023年东京入国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申请携家属回国的在华日籍人员同比激增67%，理由大多是“孩子教育规划”。 最直观的变化在聚居区。上海古北的樱花公寓，十年前挂着“日本人专用”的牌子，现在中介推销时主打“涉外社区”；北京亮马桥的“日本城”，曾经的居酒屋变成了剧本杀店，唯一没变的是那家开了二十年的书店，老板佐藤说：“以前卖技术手册和漫画，现在卖中文的企业管理书，买的都是中国创业者。” 这种市井的变迁，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真实。当中国制造业不再需要“日本师傅”，当年轻人的饭碗从流水线转向写字楼，在华日侨的减少，本质上是两个国家产业代际更替的缩影。 现在走在大连开发区，还能看到褪色的日语广告牌，但更多的是“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新招牌。2024年的数据里，在华日侨9.75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业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高地”的二十年蜕变。 那些跟着日本企业来的技术骨干，终究没赶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快车，就像黄河的泥沙终究会沉积，时代的浪潮，总是推着人往更广阔的地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