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来了！日本正式发布在华日本人最新统计，日本外务省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日侨人数为9.75万，比2012年的15.03万少了35%，创下多年来新低。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日本企业的身影随处可见，就像用户说的那样，北京亮马桥的日料店刚一开张就座无虚席，上海古北的樱花树下总能看到推着婴儿车的日本主妇，丰田、松下的工程师们带着全家住进开发区的独栋小楼，孩子进国际学校读书，老婆要么在家打理家事，要么在望京、古北这类日侨聚集区开家小杂货店，卖些日本进口的零食、日用品，生意都相当不错。 但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的发展悄悄变了味，首当其冲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飙升。当年八百块月薪就能招到的普工，现在早已翻了好几番，2024年的数据显示，普工/技工的平均招聘月薪已经涨到了7447元，比2019年还增长了13%，有些技术工种的工资甚至比日本本土的普通工人还高。 对于那些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日本中小企业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中国不再是那个“省钱办厂”的理想之地，他们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印尼这些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工厂搬走了，跟着过来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人员自然也得跟着撤离，这直接导致了在华日侨数量的第一波下滑。 就连丰田、本田这样的巨头，也扛不住成本压力和市场变化，2024年本田关闭了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各一条生产线，总产能从149万台降到120万台，约3000人失去工作，日产也关停了常州的工厂，裁员9000人，这些日企的收缩不仅让中国员工失业，更让大批日本籍管理人员、技术骨干打包回国。 更让日企头疼的是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以前中国人买家电首选松下、索尼，买汽车盯着丰田、本田，觉得“日本制造”耐用、靠谱，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 在家电领域，海尔、美的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还跑到东南亚去抢松下的份额，2015年到2024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空调市场的份额从9%涨到25%，而日企的份额却掉了7个百分点。 在汽车领域，变化更是颠覆性的，2024年比亚迪在华交付381.7万辆汽车，超过了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系车企在华销量的总和，日系车在华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23.1%跌到了11.2%，创下历史新低。 生活成本的大幅上涨也让不少日侨选择离开。二十年前，日本工程师拿着在日本中等水平的工资，在中国就能过上“富豪”般的生活，独栋小楼、国际学校、日常消费都显得游刃有余。 但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日侨聚集的城市，房价已经涨到了让人望而却步的水平，古北、望京的二手房单价动辄十几万一平，国际学校的学费一年就要几十万，再加上物价上涨，以前能轻松支撑的家庭开支，现在变得捉襟见肘。 就连大连开发区那些曾经比汉字还多的日语标识，现在也被政府规范整治，3687块不规范的外语标识被整改，日语在公共空间的存在感越来越弱，日侨在华生活的“专属感”也慢慢消失了。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 当年日本企业把整条生产线搬过来，连螺丝钉都要从日本本土带，是因为中国的零部件质量跟不上，现在中国不仅能生产出高精度的螺丝钉，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甚至超过了日本。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也显示，77.9%的日企已经在中国有了一家以上的工厂，能投资的都已经投资了，新增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小，没有了新的投资项目，自然也就不会有新的日侨过来。 日企在华的业务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需要大量的一线员工和管理人员，现在更多转向了绿色能源、高端制造和研发中心，这些领域需要的是高端技术人才，而不是大规模的普通员工。 比如松下在厦门的摄像机生产线、无锡的冰箱研发中心，虽然也在加码投资，但招聘的主要是中国本土的技术研发人员，日本籍员工大多是少数高管，数量自然比以前少了很多。 同时，部分日企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成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只把核心的研发和高端制造留在中国，这种“瘦身”式的调整，也直接导致了在华日侨数量的下降 从15.03万到9.75万，35%的降幅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业水平的提升、本土品牌的崛起，也是日企全球投资策略的调整和在华业务的收缩。 当年那个需要依赖日本技术和资金的中国已经不见了，现在的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与日本企业在同一赛道竞争，而这种变化反映到日侨数量上，就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离开中国，回到本土或者去往其他成本更低、竞争更小的国家。 这不是中国的损失，反而印证了中国的成长，就像当年满街的日语标识被规范，满厂的日本生产线被中国本土产能替代，在华日侨数量的减少，恰恰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制造强国”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