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郑文道是潜伏在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地下党员。 郑文道出生在广东香山县，那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乱世，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虽已落地生根，但国家命运仍如风中残烛。他家境普通，父亲靠码头小买卖维生，从小耳闻目睹乡亲们的艰辛，这让他早早萌生了对社会不公的警觉。1920年代末，全家迁往上海，他投身求学，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那里的校园虽简陋，却充斥着进步思潮，课堂上教授蒸汽机原理的同时，课余讨论会让学生们接触到马列主义著作。郑文道加入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外表低调，实际积极阅读苏联革命文学，参与爱国救亡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为战场，郑文道亲眼见识日军铁蹄下的惨状。毕业后，他先在小作坊做技工，1938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进入上海情报系统，从交通员干起。那时地下工作风险极高，一张纸条、一趟行程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他曾在青岛加入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亲身参与打击日寇的行动，埋设地雷炸毁补给线，积累了实战经验。同年9月，调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上海的地下情报收集。 1938年5月，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上海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这家表面经营铁路的公司，实则是日军的情报中枢，专门搜集中国华东地区的军事、经济数据。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应考时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脱颖而出，经日本籍共产党员中西功推荐，顺利进入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调查室职员。中西功早年留学中国，精通汉语，曾在南京与中共情报人员西里龙夫合作，他视郑文道为可靠助手，两人默契配合，形成一条隐秘的情报通道。 1940年4月，事务所增设时事研究室和特别调查班，郑文道调入新部门，负责汇总中国各地兵力布局和经济情报。他的工作强度加大，每天从早到晚翻阅地图和档案，表面上服从日方指令，暗中筛选关键信息。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破获佐尔格间谍案，这起国际性事件震动日军高层，中西功深感危机，劝郑文道撤离。但郑文道选择留守，他认为自己若被捕，可为中西功提供掩护，同时保全组织安全。果然，1942年6月中西功落网，郑文道随之被列为嫌疑对象。事务所的日本上司加强监视，他的办公桌被翻检，日常行动受限。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工作，1942年7月29日晨，刚整理完一份关于沪西纱厂的紧急情报。这份情报揭示日军计划下周突袭纱厂内的地下支部和三处联络站，涉及数十名同志的安全。他标注了厂区布局细节，正准备卷起纸张时，门外响起急促脚步。 叛徒出卖让一切化为乌有，几名日军士兵破门而入，直接将郑文道逮捕。临时审讯室里，日军采用常规手段逼供，要他交代联络点位置和支部入口。他始终否认，只称自己是普通职员。日方转而使用皮鞭抽打和烙铁烫伤等刑罚，这些方法在敌营司空见惯，却未能让他松口。审讯无效后，日军决定次日押送至宪兵司令部，那里备有更先进的拷问设备，如水刑和电击。8月1日清晨，押送车启动，郑文道为示警战友，趁士兵疏忽，从车窗跃出，头部重创当场昏迷。日军为榨取情报，将他送往军医所抢救。他醒来时已躺在病床，手脚用皮带固定，头伤缝合但痛楚难耐。 医院环境虽较审讯室宽松，日军仍未放松警惕。小队长假意关怀，许诺提供药物换取情报，但他闭口不言。观察中，他发现日军每两小时换班，留有短暂空档无人把守。同时，负责换药的护士小李，每次包扎时总多塞一块干净纱布，她的举动异常，眼神扫视他的手部，似乎在等待信号。郑文道判断她可能为同志或至少非日方人员，决定冒险一试。次日，他用伤口血渍混唾液，在纱布内层书写关键信息：日军下周突击沪西纱厂支部。 8月5日下午，换班铃响，前岗士兵离去，后岗未到。小李进入病房收拾药盘，郑文道示意后，将纱布塞入她袖中。她转身出门时，一名日军士兵突然折返，要求搜身。情急之下，郑文道撞击床栏制造噪音，吸引士兵注意力，小李趁机脱身。纱布安全带出医院，她迅速转交上级。地下组织获悉后，连夜通知纱厂支部，人员分路撤离，文件销毁，三处联络站拆除。 日军察觉情报泄露，矛头直指郑文道。医院审讯升级，士兵用铁棍殴打，致其肋骨断裂，伤口感染加重。医生诊断恶化，但他已无惧死亡，只求体面离去。8月12日清晨，看守外出倒水，他挣开皮带，爬至窗边，从三楼跃下，年仅28岁。他的牺牲保全了情报线，掩护了战友，换来抗日阵营一线生机。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国家民政部将其列入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