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女翻译刘禄曾在美国访问期间，突然发现一名美国男子一直盯着她看，几分钟后，这名男子情绪失控，直接冲到她面前，猛地抓住了她的手！ 刘禄曾192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显赫家庭，她的曾祖父是清末淮军将领刘秉璋，曾在镇海之战中抗击法军。父亲在银行任职，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这样的背景让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47年，她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主修国际法，同时学习英语。大学期间，她接触到进步思想，对国家命运产生强烈关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她看到志愿军需要英语人才，便和22名青年一同北上沈阳，精减行装，只带一个背包和书包。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后，她被分配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那里条件艰苦，行军千里，沿途村庄破败，硝烟四起。她开始翻译缴获的美军文件和宣传品，同时参与审讯战俘。第一次接触大批联合国军俘虏时，那些士兵披着毛毯，在空袭中狼狈躲避。她和一位干事露天审讯，头顶敌机盘旋，炮弹爆炸。她快速记录俘虏的军队编制和军事信息，边审边积累资料，形成速查笔记本。这份工作要求她了解美军编制、军事用语和敌情，以使审讯更有针对性。 在审讯中，刘禄曾接触各种俘虏，包括傲慢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遭受歧视的黑人士兵，以及有犯罪前科的士兵。她坚持让俘虏参与背粮劳动，与志愿军战士一同扛重物上山，路途泥泞陡峭。她监督俘虏跟上步伐，对不配合者指出志愿军宽待政策，但不允许懒惰。詹姆斯·伯特纳就是其中一人，他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22岁，高中毕业，信仰基督教。父母早年离异，他18岁外出谋生，曾因打群架被拘留半个月，还丢了工作。后来，他偷窃客人汽车外出旅行，将车撞坏，被法院判刑。为抵刑，他听信政府宣传，参军来到朝鲜。审讯时，他最初表现油滑，歪戴帽子，拖鞋走路，没精打采。刘禄曾从他口中了解美军如何用宗教鼓舞士气，比如随军牧师为士兵祈祷。他对基督教产生动摇，因为上战场前牧师保证上帝保佑，结果还是被俘。这让她抓住机会，多次与他谈话，讲解战争起因和朝鲜人民的处境。他渐渐开始与志愿军搭话，还建议用木材搭建P、O、W字母，代表战俘营，以避免美军轰炸。 伯特纳后来发高烧，身体虚弱。刘禄曾请军医诊断为感冒，给他服药，病情好转。考虑到他虚弱，她请求领导批准，让他乘车转移到后方战俘营。有一次，一名小战士刮伯特纳鼻子取乐，她上前制止，强调这种行为不符合宽待俘虏的规定。这些举动让伯特纳印象深刻，他开始理解志愿军政策，思想变化明显。他庆幸没在战场丧命，而是被俘。通过教育，他积极配合，在战俘营墙报上写下对中国人的感激，称那位女军人启发了他。类似这样的转变，在刘禄曾的工作中并不少见。她审讯过许多俘虏，从他们口中获取情报，同时传播和平理念。她的笔记本记录了各种资料，包括俘虏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入伍时间和军号。这些档案成为俘虏管理的重要部分，帮助志愿军分类处理。伯特纳的案例显示，审讯不只是获取信息，还涉及人性关怀，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尤为实际。 1952年冬，上甘岭战役陷入僵局。志愿军决定利用美军士兵圣诞思乡情绪开展心理战。刘禄曾调到24军政治部敌工科，自愿加入广播小分队。小分队携带手摇发电机和大功率喇叭，穿越几十里封锁线。她成为坑道中唯一的女兵，坑道狭窄浑浊，照明靠蜡烛，空气中岩石粉末味重。圣诞前夕，她操作设备，对志愿军阵地播放鼓舞歌曲，对美军阵地播放思乡音乐，如铃儿响叮当和一封没有完成的家信。声音在夜空中回荡，美军士兵停止射击，听着音乐沉默。白天敌炮反击，炮弹震灭蜡烛，她重新点亮，继续工作。这种双面广播有效瓦解敌军斗志，许多美军士兵思乡情绪高涨，战斗意愿减弱。刘禄曾的英语技能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她选择熟悉的曲目，确保广播精准。战役期间，她坚持在前沿，面对敌机低飞扫射和炮弹爆炸，保持广播连续性。这段经历让她从城市学生转变为坚韧战士，适应了战场的严酷现实。 1953年夏，金城反击战打响。刘禄曾再次奔赴前沿，每晚用英语广播停战谈判进展。喇叭从坑道洞眼伸出，声音传数百米。部队换防时，她拒绝撤离，因为敌人熟悉她的声音，换人可能暴露计划。她坚守岗位，直至停战协定签署。停战当晚，她和战友爬上山顶，对面美军士兵探头张望，看到她真人出现，纷纷议论。她们用英语喊出和平口号，美军士兵挥手回应。这打破了美军对志愿军的刻板印象，许多士兵原以为广播只是录音，没想到是真人操作。刘禄曾的存在证明了女性在战场上的作用，她不只翻译，还参与心理攻势，帮助志愿军在谈判中占据优势。战后，她返回中国，继续在外事部门工作，从事旅游和访问事务。她的经历成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体现，许多老兵回忆中，她的故事广为流传。她1988年退休后，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志愿军故事上百场，在新华日报、人民政协报、解放军报等媒体发表文章，还接受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