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彭德怀干了一件让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大为光火的事，当时为了争取让想反蒋的十九路军掉转枪口，彭德怀和乔装成农民的密使陈公培在王台八角楼接上了头。 等到饭点，为了表达这一最高规格的诚意，红军甚至杀猪宰鸡，可等到菜端上来，别说陈公培，连陪同的人估计都愣了——热气腾腾的肉菜，是被盛在平时战士们用来洗脸、洗脚的大搪瓷盆里端上来的，盆沿甚至还残留着水渍。 对于习惯了十里洋场或高官厚禄的人来说，这叫寒酸；但对于想看清红军底牌的人来说，这恰恰是最致命的诱惑。 就像1947年那顿让张新难以下咽的午餐一样，彭德怀像献宝似的拿出一个罐子，那是他平日里根本舍不得吃的五片亲自腌制的羊肉。 哪怕这位国民党少将嚼着怪味羊肉觉得简直是在受刑，看着对面衣着寒酸却吃得津津有味的对手，心里最后防线还是崩溃了。 陈公培看着那个洗脸盆盛着的鸡块，张新嚼着那难以下咽的羊肉，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硬度”。 这种“硬”，不仅仅是在饭桌上不讲究形式，更是在打仗上不迷信教条，博古等人当年不仅在礼节上搞形式主义，指挥打仗更是只会甚至规定攻击方向必须“从下往上仰攻”，也不管能不能打得动。 而“端洗脸盆”的彭德怀想的却是怎么赢，他在火炉般的闽西酷暑里带着侦察兵跑断了腿，硬是将死板的攻坚战改成了围点打援，在朋口打了个漂亮的伏击。 就连对待十九路军，相比于蒋介石那套名为“剿共”实为削弱异己的阴谋，彭德怀端上桌的“脸盆肉”反而显得无比坦荡——我不跟你搞虚的，既然要反蒋抗日，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你看得上一块吃，看不上拉倒。 其实无论是窑洞里的怪味羊肉，还是谈判桌上的洗脸盆，都在验证一个最朴素的逻辑：当你不再需要用金银器皿来伪装尊贵，不再用繁文缛节来粉饰太平时，剩下的就是最纯粹的战斗力。 当年斯诺把这叫作“东方魔力”，但对于那些真正与之交手或共事的人来说，这只是撕掉了所有包装纸后，露出的那个像生铁一样粗糙却坚硬的内核。 毕竟，历史最终证明了，是这种连洗脚盆都能端上饭桌的坦荡，赢了那些只会在地图上画线、在宴席上讲排场的“精致”。 （信源：《毛泽东与彭德怀》六、雄狮怒吼 149——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