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粟裕要守住黄桥，一个支队长突然问道：“我算过了，我们的弹药根本守不住黄桥！”粟裕放下茶杯，笑了笑，说道：“你算的很对，我们的弹药的确不够，我们要靠地形，诱敌深入，短距离突击。” 一九四零年九月，苏北指挥部的会议桌上，茶水早都没了热气，除了满屋子的烟味，压在每个人心头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算术题。 有人伸出指头在桌沿上不停地敲着，那是算数时的习惯，这一仗怎么算都是输：新四军这点家底，满打满算七千人，除去后勤机关，能摸枪的刚过五千，而对手韩德勤压过来的是整整三万大军，二十几个团的兵力。 “按照防守打，这仗没法接。”三大队那边的指挥员算了整整三遍，手里那点步枪子弹，人均二十发，就算不吃不喝硬顶，四个小时后黄桥就是一座空城。 这还没算对面火力上的绝对碾压——哪怕是撇开人数不谈，韩德勤手里的独立六旅，那是号称“梅兰芳式部队”的嫡系，全套德国和捷克造，光鲜得像是来唱戏的，可谁都知道那全是能吃人的钢盔和机枪。 这种“叫花子与龙王比宝”的仗，按常理得找软柿子捏，但站在地图前的粟裕，盯着那纵横交错的水网，手里那根烟转了半天也没点上，他突然给出了一个让全屋人头皮发麻的解法：不要挡在外面打，要放进来打，而且，必须先打最硬的那个——翁达的独立六旅。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而是一场基于心理和地形的精密计算。 粟裕看准了黄桥周围独特的地理结构：这地方被河道切得稀碎，那是典型的“豆腐块”地形，翁达这人傲气，他是韩德勤的心头肉，也是正经军校出身，但这恰恰是死穴。 这种正规军讲究排场，带着汽车、骡马和重炮，队伍拉得有七八里长，一旦挤进黄桥北面那条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的狭窄土路，那就是一条被塞进管子里的蛇，再厉害的“七寸”也动弹不得。 为了把这条蛇诱进来，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极其违反军事常识的部署，黄桥外围挖了三道战壕，但这兵力配置却是个倒三角：最外头放十个班，中间五个班，到了离镇子最近的一百米处，只留两个班。 这种层层“减灶”的打法，就是演给骄傲的翁达看的。 十月四日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独立六旅果然大摇大摆地到了，翁达骑在大马上，看着前头稀稀拉拉几声枪响人就跑的“抵抗”，嘴角大概是带着笑的。 在他的视角里，这就是一群不堪一击的游击队，前面的部队已经涌进了黄桥镇口，后面的重武器还在几里外的桥头上慢吞吞地挪动，他根本不知道，就在这看似空虚的黄桥镇背后，几十个烧饼炉正日夜不熄地烤着干粮，担架队早就候着，甚至连此时寂静的屋顶上，都趴满了抱着手榴弹的民兵。 当队伍完全挤进那个致命的一百米距离时，三颗红信号弹打破了平静。 刚才还安静如水的村镇瞬间炸开了锅，这就不是那种拉开架势的阵地战，而是贴身肉搏。狭窄的地形让翁达那令人羡慕的行军纵队瞬间成了活靶子，所有的重机枪和山炮根本没有展开的角度，反倒堵死了步兵撤退的路，民兵从房顶上往下砸手榴弹，主力部队则像是早就憋足劲的猛虎，直接将长蛇阵截成了三段。 这位不管是装备还是学历都高人一等的旅长彻底被打蒙了，这根本不是他教科书上学过的仗。前面找不到主力，后面又全是炸点，那些崭新的捷克式机枪直到变成了废铁也没打出几梭子。短短三个小时，这支韩德勤手里的王牌就像掉进绞肉机的碎肉，没了人形。 这时候再看所谓的“兵力悬殊”，就是个笑话，粟裕这着险棋一落地，局势瞬间翻转。因为先打掉的是韩德勤最倚重的嫡系，旁边那两个原本就心怀鬼胎、听调不听宣的杂牌旅一看翁达都完了，哪还有心思拼命？ 当那个算数的大队长满脸黑灰，提着缴获的机枪冲进指挥部大喊“发财了”的时候，粟裕只是看着窗外重新泡了一壶茶。 而在黄桥镇外的一座破旧土地庙里，曾经不可一世的翁达，在绝望中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他不愿承认自己败给了一群“泥腿子”，留给卫兵的话还是要面子的“没给中央军丢人”。 与之相比，那个原本想来捡便宜的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就更狼狈了，大部队一哄而散，这位中将在逃跑时脚下一滑，掉进了八尺深的沟里，活活淹死。 这场仗打完，谁都看明白了，原来的弹药是按防守算，二十发那是等死；但要是换了战法，利用骄兵必败的人心和这纵横的水网，那就是另一笔账了，河水东流带走了三万大军的虚张声势，留下的只有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最好的算计，从来算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地形与人心。 参考：解密:粟裕在黄桥战役中做的三道“数学题”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