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在杭州失踪4个小时，罗瑞卿怒喝：你们怎么工作的 这事儿得从1953年12月24日说起。 那天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静悄悄的，一列专列缓缓启动，目的地——杭州。这趟车上，不仅有铁道部长滕代远亲自检查，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车上的服务员都纳闷：这到底是哪位大人物？排场不大，安保规格却高得吓人。 等到行李搬上车，服务员们更是大跌眼镜。您猜猜这位首长的行李都有啥？一件打满补丁的旧睡衣、两块磨得发灰的旧毛毯，还有一把毛都要掉光的牙刷。唯一称得上“多”的，是占据了半节车厢的书。直到第二天早饭后，大伙儿才恍然大悟：这坐在宽大沙发上沉思的，正是毛主席。 主席这次去杭州，可不是去游山玩水的，他是带着任务去的。当时咱们国家用的还是《共同纲领》，算是临时宪法。但新中国成立好几年了，老是用个“临时工”顶着也不是个事儿，得有个正式的“户口本”。所以，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了当年的头等大事。 到了杭州，主席住在北山路84号大院的30号楼。这地方清净，适合思考。但也就是在这儿，出了那个让罗瑞卿“发飙”的插曲。 这得说到主席的一个习惯，爬山。他在杭州那两个多月，那是真的“闲不住”。虽然案头工作堆积如山，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思考问题遇到了瓶颈，必须去大自然里透透气。 有一次，主席兴致来了，带着根竹竿就要上玉皇山。要知道，那时候山里的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好走，那是真的荒郊野岭。主席走得快，一边走一边琢磨宪法条款，不知不觉就走深了。这下可好，后面的警卫部队因为要保持距离，加上山路崎岖，在一个岔路口稍微慢了一拍，再一抬头，主席不见了！ 在这几个小时里，整个警卫系统差点没炸了锅。罗瑞卿那是出了名的负责，一听说主席脱离了视线，那火气噌地就上来了，对着下面的安保负责人就是一顿怒喝：“你们怎么工作的？这么大个活人都看不住？出了事谁负责？！” 主席其实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山头上，正看着钱塘江发呆呢。他看着那波澜壮阔的江水，心情大好，还感叹了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这次“失踪”，其实恰恰反映了主席当时的状态：他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寻找方向。 在杭州的那段时间，主席的工作强度大得惊人。他的秘书田家英，也就是后来回忆这事儿的人，说他们经常是通宵达旦地改稿子，累得都吐了血。咱们现在看到的宪法条文，那真是字字珠玑，都是这帮人熬心血熬出来的。 在杭州期间，主席还去了一趟绍兴东湖。看着那些陡峭的石壁，他没像文人骚客那样吟诗作对，而是指着石壁说：“大家别以为这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这其实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才造就的。” 在路边的小茶馆里，他聊起了鲁迅。他说共产党人就要有鲁迅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这部宪法的“文风”。 现在很多法律条文，咱们老百姓读起来那是云里雾里，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知所云。但当年的“五四宪法”，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 起草小组里请了叶圣陶、吕叔湘这样的语言大师当顾问。主席专门交代：条文要简单，文字要通俗，凡是能避免的难懂字眼，一律不要用。 他说，宪法是给全国人民遵守的，如果人民看不懂，那还怎么遵守？ 为了这部法，当时可是搞了一场1.5亿人的大讨论。这数字您敢信？那时候全国才多少人？除了还要穿开裆裤的娃娃，能说话的大人几乎都参与了。 那是1954年的夏天，正好赶上特大洪水，很多地方铁路、公路都断了。但是，交通断了，民意没断。各地的意见用飞机运往北京。许崇德教授后来回忆说，看到那一箱箱带着泥土气息的意见书，眼泪都要掉下来。 大家伙儿是真把这事儿当自家的事儿来办。 在这场大讨论里，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广东省那边有人提议，要给主席颁发个“最高荣誉勋章”，甚至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毕竟威望在那儿摆着呢。 但这事儿传到主席耳朵里，他立马就在文件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这就是主席的格局。他很清楚，宪法是人民的宪法，不是某个人的功劳簿。他拒绝了所有的个人荣誉，只保留了作为起草委员会主席的责任。 1954年9月20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当大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票通过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足足响了5分钟。这掌声里，有对新中国的期待，也有对这部凝聚了无数心血的法典的认可。 咱们回过头来看，罗瑞卿那次在杭州的“怒喝”，虽然是出于安保的紧张，但也从侧面印证了那段日子的不寻常。那不是一段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的日子，而是一段深入基层、甚至要冒着“失踪”风险去贴近大地的日子。 从北山路84号那彻夜不熄的灯光，到玉皇山顶那独自伫立的身影，再到雪地里那小心翼翼怕踩坏庄稼的脚步，这一切，最终都化作了宪法里庄严的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