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这个28岁的青年，穿着病号服躺在四楼病房，右腿的枪伤还在渗血，可他盯着天花板的眼神比伤口更灼人——心里那团火，是没送出去的情报：日军三天后要搜捕沪西纱厂支部，二十多个同志的名字在他舌尖打转，像烧红的烙铁。 三个月前，东京警视厅的枪声还在耳边响。战友中西功被捕时，他攥着对方递来的暗号纸条，在宪兵队的档案堆里咬着牙说“我留下”。那时他以为最危险的是面对酷刑，没想到最煎熬的是现在——眼睁睁看着死亡倒计时，自己却被铁链锁在病床上。 日军的看守换了三班，每个班都带着狼一样的眼睛。他试过绝食，胃里烧得像吞了火，可半夜摸到枕头下战友送的铜制党徽，又逼着自己喝下半碗米汤；他想过趁看守打盹时撞向墙角，可窗外掠过的麻雀让他想起对中西功的承诺：“就算死，也要把情报送出去。” 转机是在第七次换药时来的。那个护士很年轻，白大褂洗得发旧，换药时棉签擦过伤口总放轻力道。郑文道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心疼——不是对“汉奸伤员”的怜悯，是对“自己人”的担忧。可他又猛地打住：这会不会只是护士的职业本能？战争年代,谁不心疼伤员？ 接下来的五天，怀疑被一点点打碎。她总会多给一张纱布，叠得方方正正压在药盘边；有次整理镊子时，趁着转身的影子，用唇形慢慢拼出“放—心”。郑文道的心跳突然变重，像擂鼓——是暗号！是组织派来的人！ 他开始等，等一个只有他们懂的时机。那天换药，他故意让额角的伤口蹭到纱布，血珠渗出来时，他用指尖蘸着，在纱布边角写了三个极小的字——那是地下党约定的“时间+地点”密码，笔画细得像蛛丝。 护士收药盘时，他用没受伤的左手悄悄把纱布塞进她白大褂口袋。她的手抖了一下，没回头，脚步却比来时快了半拍。病房外的卫兵还在打哈欠，没人知道，一张沾着血的纱布正带着二十多条人命的重量，往安全区飞。 三天后，日军宪兵队包围沪西纱厂支部旧址时，只看到空荡荡的桌椅和墙上没撕干净的标语残片。带队的少佐把佩刀砸在桌上，吼着要再审郑文道——可他们不知道，情报送出的第二天，郑文道就从四楼病房跳了下去。 他没给敌人留任何折磨他的机会。落在地面的那一刻，攥在手里的还是那张护士多给的、没写字的干净纱布。 后来战友们说，郑文道的情报救了整个支部。可他们不知道，那个护士再也没出现在医院，有人说她跟着转移的同志去了苏北，有人说她留在上海继续做“纱布信使”。 在那个连呼吸都可能暴露身份的年代，没有人生来是英雄。他们只是在“活下去”和“守住信”之间，选了后者。 医院四楼的病房窗棂还映着他最后望向天空的眼神——那不是绝望，是对“诺言”二字最沉重的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