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的“日化”不是蠢，是家教刻的根！ 他那套话语逻辑，从小到大就被一套极其严密的家教和成长环境刻进骨髓里，这套东西比表面立场更深，比一时表态更顽固。 黄循财1972年出生在马林百列组屋区，父亲是海南移民后代，在新加坡做销售，母亲是小学老师，一家四口挤在普通公共住房。 他自己说过，小时候家里连钢琴都买不起，母亲教书的那所海格男校，就是他上的小学。 这样的原生家庭，在新加坡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离传统意义上的建国精英圈有明显距离。 但正是这个距离，决定了黄循财后来的思维底色：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更理性、更功利，才能翻身。 这是新加坡那一代草根的生存法则，他没进莱佛士书院那种顶级精英学校，却靠死读书拿到公共服务委员会海外奖学金，一路读到威斯康星、密歇根、哈佛。 这套经历告诉他，个人成功唯一可靠的路径是“能力+规则+国际视野”，而不是血缘、不是历史、不是情绪。 新加坡建国本身就是一场“去历史化”的实验，李光耀那代人最怕的就是族群历史记忆把国家撕裂，所以从1965年起就强行推行“向前看”、“实用主义至上”、“历史是包袱”的国家叙事。 黄循财作为独立后出生、完全在这种教育体系里泡大的第一代领导人，这套东西已经不是理念，而是本能。 他看日本，不是看二战侵略史，而是看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怎么在战后三十年从废墟爬到世界第二，怎么把“没有资源”变成“唯一资源就是纪律和教育”。 他看中国大陆，也不是看百年屈辱，而是看一个同样资源人均极少的国家，怎么在四十年内从极度贫困走到世界第二，这两个案例，在他眼里都是“实用主义战胜历史包袱”的教科书。 所以当他说“东南亚已经搁置历史，跟日本好好合作”，他真心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点赞的高级操作，而不是道德背叛。 因为对新加坡来说，1942年的日军铁蹄已经过去八十多年，那一代亲历者基本不在了，留在课本里的只有简短几页。 而日本带来的投资、就业、技术、供应链，却实实在在养活了几代新加坡人，这笔账在他受的那套教育里，太好算了。 他骨子里信的是“弱者才抱团靠历史记忆取暖，强者只看未来利益”，新加坡永远只有五百多万人，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本身就是被历史开过玩笑的产物。 如果不狠心把历史情绪切割干净，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均GDP世界前三，他把这套生存哲学内化成了条件反射：任何可能拖慢前进速度的情绪包袱，都必须先丢进垃圾处理器。 这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是整个新加坡体制培养出来的“理性动物”的典型样本，只不过他现在坐到最高位置，这套逻辑就被放大到国家外交辞令里，就显得格外刺耳。 很多人觉得他“忘本”，其实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那个“本”，他的“本”从来就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而是新加坡这个1959年才自治、1965年才独立的“人造国家”。 对这个国家来说，生存本身就比所有历史叙事都更高级，他不是不记得南京大屠杀，他只是从心底觉得，那段历史再悲壮，也换不来新加坡明天多一个工作岗位、多一条供应链、多一个盟友。 黄循财不是变了，他一直就这样，只不过以前他只是财政部长、抗疫协调部长，说话没人放大到听。 现在他成了总理，每一句话都被拿到民族情感的显微镜下解剖，才显得突然“面目可憎”。 他骨子里那套“历史是包袱，实用是王道”的操作系统，不是某一天突然装上的，而是从组屋长大、从奖学金出国、从体制一路升迁，几十年来被新加坡整个国家叙事反复刻写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