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这句话让刑场瞬间安静下来。 围观的人里有人骂他狡辩，也有人开始嘀咕，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看守，难道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那个年代，“渣滓洞看守”这四个字几乎等于刽子手的代名词，大家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和“革命功臣”扯上关系。 黄茂才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45年。 本来想靠着初中学历在自贡老家找份安稳差事，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无奈之下，母亲托关系让他投靠了军统特务刘重威，成了一名文书。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逃避兵役的选择，会把他推向更复杂的漩涡。 1948年他被调往渣滓洞时，上级反复强调“这里的犯人都是魔鬼”，可亲眼见到李磊、徐贵林用酷刑折磨江姐这些人，他心里那杆秤开始歪了。 和江姐的相识纯属偶然。 作为内卫文书，他负责登记犯人放风时间，那天看到江姐因为拒绝写悔过书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是强撑着挺直腰板。 黄茂才是自贡荣县人，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在荣县工作过，老乡这层关系成了他们接触的契机。 开始只是偷偷递个干净布条，后来曾紫霞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那一刻他手抖得厉害，思来想去了三整夜，最终把纸条藏进了鞋底。 从那以后，黄茂才成了狱中地下党的“眼睛”。 他利用登记名册的便利，把叛徒刘国定的指认计划写在小纸条上，塞进咸菜罐里递给况淑华；趁看守换班的间隙，把磺胺类药物藏在馒头里带给受伤的同志。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冒着被枪毙的风险，把胡其芬起草的《最后的报告》偷偷送了出去。 这份后来被珍藏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报告，详细记录了狱中党员的斗争经验。 解放后，黄茂才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1951年镇反运动中，有人举报他曾是渣滓洞看守。 法庭上他反复说自己给江姐送过情报，可当时幸存者要么牺牲要么离散，没人能为他作证。 法官看着卷宗里“军统文书”的记录，最终判了死刑。 要不是行刑前那声喊冤引起上级注意，恐怕这个秘密就要跟着他埋进土里了。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 她立刻联系胡其芬的亲属，一起去四川省档案馆翻找资料。 当《最后的报告》传递记录和黄茂才的档案对上时，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一年后，法院撤销原判，认定黄茂才为“革命功臣”。 黄茂才平反后很少提过去的事，只是每月拿着30元生活费，在荣县政协帮忙整理史料。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总是摇摇头说“不后悔做过的事，只遗憾没早点说清楚”。 2005年他去世时，枕头下还压着那张磨得边角发白的《重庆晚报》，上面有他用红笔圈出的“红岩精神永存”。 如此看来，历史有时候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有些页码可能被墨水弄脏，有些字迹或许模糊不清，但只要有人愿意去擦拭、去辨认，总能找到那些被遗忘的真相。 黄茂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黑暗的年代里，人性的光辉从来不会完全熄灭，哪怕只是一点微光，也能照亮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