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李陶雄被炮弹击中，身上有170多块弹片，医生表示无能为力。 当时师属医院的三位外科专家围着CT片直摇头，心脏旁边嵌着8块弹片，肝脏表面像被弹片犁过，血压计指针纹丝不动，心电图拉出一条直线。 按流程该送火葬场了，护士郑英却在整理“遗体”时摸到他颈部动脉微弱的跳动，听诊器贴上去的瞬间，她突然大喊“等等，这人还活着”。 那会儿谁都觉得这是白费功夫。 战地救护所的医生用树枝担架抬他穿越封锁线时，三次遭遇冷枪，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的伤口已经开始流脓。 转到师医院时，体温降到29度，全身血容量丢了六成，这种情况在战场上基本等于判了死刑。 郑英后来回忆，当时就是觉得这人眼睛没闭紧，心里咯噔一下，非要再查一遍。 转运到303医院那天，部队动用了直升机。 广州军区总医院的老教授带着体外循环机赶来，Rh阴性血调了两万毫升，光血袋就堆了半间病房。 南疆四月天热得像蒸笼，伤口里的厌氧菌开始疯长，清创时竟爬出几百条蛆虫。 医疗团队急得没办法，想起民间土方子，用蜂蜜湿敷伤口，再放上医用蛆虫吃坏死组织，这招在当时国内医院还没人试过。 弹片取出来的过程像拆炸弹。 8块靠近心脏的弹片最小的才3毫米，医生们用立体定向导航仪定位，在X线下一点点抠。 23次手术做了三个多月，每次打开伤口都像在雷区走路，稍不注意就可能戳破大动脉。 最危险的一次，弹片离心脏房室结只剩2毫米，主刀医生手都在抖，最后愣是凭着放大镜下的操作取了出来。 昏迷的78天里，病房没断过《解放军进行曲》。 战友们轮流录的鼓励话每天放八遍，护士长偷偷把他儿子的哭声录下来，在他耳边循环播放。 针灸针每天扎百会、涌泉穴，纳洛酮注射液用了上百支。 直到7月25日那天，护士换吊瓶时发现他左手手指动了一下，脑电波监测仪突然跳出一串α波，整个科室的人都跑到监护室门口盯着屏幕看。 醒来后第一件事，李陶雄就抓着医生的白大褂不放。 听说左股骨坏死要截肢，这个在战场上没掉过泪的汉子红了眼，说啥也要留着腿。 医疗团队翻遍文献，最后学关公刮骨疗毒的法子，把坏死的骨头一点点刮掉，再从髂骨取骨填进去。 手术做了五个小时，他全程清醒着，嘴里咬着毛巾，汗把床单洇出个人形。 现在的李陶雄住在广西乡下，左腿比右腿细一圈，但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笔直。 退伍后他拒绝了政府安排的工作，回村当了二十年村支书，带着乡亲们修水渠、建学校。 去年建军节，303医院的老护士去看他，发现他家墙上还挂着当年那面“生死线上的守护神”锦旗，弹片取出的X光片贴了满满一相册。 李陶雄的故事里藏着两个奇迹。 一个是医学上的，在四十年前的医疗条件下，170块弹片没要了他的命；另一个是精神上的，从昏迷中醒来的第一句话是“阵地还在吗”，拒绝截肢时说“军人没腿怎么敬礼”。 这两种奇迹碰在一起，才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个走路微跛却目光如炬的老兵，在村口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战斗故事。 如此看来，有些生命确实比钢铁还硬。 医生说的“无能为力”，在军人的意志和医者的坚持面前，终究成了“再试试”。 那些嵌入身体的弹片成了勋章，78天的昏迷成了传奇，而郑英护士摸向颈动脉的那只手，不经意间握住了一个民族最珍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