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究竟想不想扶汉？ 少年时的曹操，在洛阳街头用五色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那时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觉得凭一己之力能澄清吏治。 二十岁举孝廉入朝，三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甚至在济南国罢免八成贪官，逼得污吏逃到邻郡——这些事若放在太平盛世，妥妥是汉室忠臣的剧本。可东汉末年的朝堂，早已是烂透的木头，他越挣扎，越发现自己像被蛛网缠住的飞蛾。 转折点在董卓进京。当十八路诸侯畏缩不前，只有曹操带着五千人西进荥阳，被徐荣杀得几乎丧命。那时候的他，或许还想着“匡扶汉室”是实实在在的使命。但现实是，袁绍们忙着抢地盘，汉献帝在流亡路上啃草根。直到建安元年，曹操把天子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本质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没有汉室这块招牌，他一个宦官养子的后代，拿什么号令兖州的青州兵、河北的士人集团？ 看看他的《述志令》，早年梦想不过是当征西将军，死后墓碑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可随着兖州牧、大将军、丞相、魏王的头衔叠加，这个梦想像被潮水推远的小船。 屯田制、唯才是举、抑制豪强，这些政策确实让北方百姓吃上饭，让寒门士子有了出路，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汉室的命脉。 但另一方面，他让荀彧守尚书台，让夏侯惇掌军权，让儿子们都督各州，分明在编织曹家的权力网。汉献帝身边的董承、伏完先后被杀，不是他不知道忠君的道理，而是他清楚，在乱世松开刀柄，就是给全家判死刑。 最矛盾的是他的诗文。《蒿里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短歌行》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些句子里的悲悯与抱负，很难全是作伪。赤壁之战前，孙权劝他称帝，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既不否认野心，又留着汉室的窗户纸。 直到临终，他遗令分香卖履，不提称帝之事，却在《遗令》里反复叮嘱“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这种纠结，像极了一个匠人，明知老屋将倾，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瓦刀。 或许该换个角度看：东汉末年的汉室，早已是具政治僵尸。曹操不是不想扶，而是扶不起。当他在兖州收编三十万黄巾军时，当他在官渡以两万破十万时，当他在乌桓的风沙中写下“老骥伏枥”时，他的目标早已从“扶汉”变成了“安民”。 汉室的旗号是艘破船，他需要这艘船的名分，更需要用自己的桨把船划出漩涡。荀彧的死，是理想主义的破灭；曹丕的称帝，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曹操的一生，活成了乱世中最真实的矛盾体——他既是汉室的掘墓人，也是汉室的守灵人，在忠与奸的钢丝上，走完了属于自己的独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