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初，吴佩孚表示要来北平。张学良叫来于学忠说：“玉帅来，我不拒绝。但蒋介石有电报，对吴佩孚来北平的企图很有怀疑。” 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一拉，聊聊这俩人到底那是怎么一种过命的交情。 那是1927年的事儿了。那时候北伐军势如破竹，吴佩孚的主力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带着残部退到了河南邓县。说句不好听的，那时候的“玉帅”，就是一只拔了牙的老虎，谁都能上来踩一脚。 当时驻守邓县的，正是吴佩孚一手提拔起来的第九军军长于学忠。按理说，树倒猢狲散，那时候吴佩孚手底下的将领们，心思早就活泛了。有人想投北伐军，有人想投冯玉祥，甚至还有人想拿吴佩孚的人头当投名状。 于学忠手底下的师长阎得胜就直接摊牌了，他说军长啊，收留吴大帅就是个祸害，咱们得为自己打算。 这要是换了别的军阀，早就顺水推舟了。可于学忠是个山东汉子，认死理。在他看来，老长官落难来投，那是信任，要是这时候反水，那就不叫人。 那天晚上，于学忠把手下的主官都叫到一起，屋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于学忠没说什么大道理，就撂下一句话：“玉帅今天是虎落平阳，咱们要是落井下石，以后谁还敢信咱们？你们要是非要赶他走，我于学忠今天就死在这儿，向玉帅谢罪。” 但这事儿没完。虽然暂时稳住了局面，可邓县孤悬在外，根本守不住。吴佩孚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于学忠这帮兄弟都得跟着陪葬。那天夜里，有人往院子里扔手榴弹，虽然没炸着人，但那个声响，把最后一点幻想都给炸没了。 吴佩孚决定走，去四川避避风头。临走前，他问于学忠：“孝侯，你跟我一起走吗？” 这一问，其实挺心酸的。昔日统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如今身边竟没几个可信之人。 于学忠摇了摇头。他给出了三个理由，每一个都实实在在：第一，跟着去四川也帮不上忙，反而还要分心照顾；第二，手底下这帮弟兄跟着自己出生入死，得给他们找条活路；第三，他若走，这支队伍立刻就会散，甚至可能变成流寇祸害百姓。 最后，于学忠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把部队解散了，把剩下的那一丁点军费，给大伙儿分了，让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投军的去别处。他自己呢？脱了军装，回蓬莱老家种地去了。 这份情义，在那个有奶便是娘的军阀混战年代，简直干净得像是个童话。 所以，当后来于学忠为了给旧部找饭碗，不得不出山投奔奉系的时候，张作霖对他那叫一个高看一眼。 当时于学忠见到张作霖，说自己是败军之将，也没带什么人马过来，只想求老帅给弟兄们口饭吃。张作霖大手一挥，说了一段特漂亮的话。大意是：我张作霖不缺你那几千条枪，几千个人。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是你对吴佩孚的那份忠心。你只要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我，这就够了！ 于学忠到了东北军，那真是一路高升。张学良接班后，对他更是信任有加。中原大战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拉拢于学忠，私底下开出了天价筹码，许诺给他地盘，让他自立门户当军阀。 于学忠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转头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张学良。他手底下有个师长叫马廷福，偷偷收了蒋介石一百万大洋准备反水，于学忠知道后，苦口婆心地劝：“东北待咱们不薄，做人不能没良心。” 马廷福不听，最后被处理了。这事儿过后，张学良对于学忠，那就是铁了心的信任。 回到1932年的那个冬天。吴佩孚到了北平，于学忠去接站。 那时候的吴佩孚，虽然没了兵权，但那股子傲气一点没减。日本特务头子甚至直接开价：只要吴大帅肯出山，送十万支步枪，一百万大洋的军费。 可吴佩孚当着日本人的面，把话甩得硬邦邦的：“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不在枪钱。中国的事儿，由我们中国人自己了结，轮不到你们插手！” 于学忠就在旁边看着。他既要保护老长官的安全，又要防着日本人搞绑架，还得时不时给张学良汇报情况，让蒋介石那边放心。这活儿，换了第二个人都干不下来。 他太了解吴佩孚了。他知道这位老帅虽然固执、虽然有时候不合时宜，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腰杆子比谁都直。 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把几十万东北军托付给了于学忠。那一刻，张学良心里清楚，整个东北军里，只有这个“外来户”于学忠，能镇得住场子，能守得住规矩。 为什么？因为他在所有人眼里，就是一个大写的“靠谱”。 在那个乱世里，聪明人太多了，精于算计的人也太多了。于学忠偏偏选了一条最笨的路：认准了谁，就对谁负责到底。 他对吴佩孚，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悲壮；他对张学良，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承诺。他或许没有那种横扫千军的战神光环，也没有那种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但他用自己的一生，给那个混乱的时代，留下了一个关于“忠义”的注脚。 后来，张学良被囚禁了半个世纪。于学忠带着东北军南征北战，最后在抗日战场上把这支部队打光、打散，也没有哪怕一刻想过要拥兵自重，或者投靠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