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后，桂永清为防止灵甫号起义，亲自登舰对全体船员说：“我已经要他们回来，若不回来，就要他们连舰带人一同葬身海底，谁要是再跑也是这个下场。”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30分，上海吴淞口，海军“重庆号”巡洋舰上，值更官毕重远握紧拳头，向埋伏在各个舱室的同伴发出信号。 士兵们组成的“解放委员会”迅速切断通讯线路，抢占弹药库、驾驶台等要害部门，反动军官还在睡梦中就被控制，全舰控制权在两小时内平稳移交。 这艘被国民党视为“海上王牌”的巡洋舰，身世颇为传奇。 它原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阿罗拉”号，1936年下水后参加过二战追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役，因战绩显赫被意大利海军称为“银色魔鬼”。 1948年5月，英国为抵偿战时损失的中国巡逻艇，将其移交国民党政府，改名“重庆号”。 这艘满载排水量7180吨的巨舰，配备22门各型火炮、6具鱼雷发射管，最高航速32海里，是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先进、吨位最大的主力舰。 舰上574名官兵，大多是赴英留学归国的青年，他们在海外饱受歧视，回国后又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进步思想早已在舰上悄悄蔓延。 中共上海局根据中央“策反抓实力”的指示，提前开展了大量工作，而舰长邓兆祥的处境，更让起义多了几分水到渠成。 这位福建马尾系出身的老海军，一直受桂永清亲信、副舰长牟秉剑的监视排挤，对国民党的派系倾轧早已心灰意冷。 当起义官兵来到邓兆祥的舱室，这位经验丰富的舰长只沉思了片刻，便毅然接过指挥权。 “我跟你们走！”他登上驾驶台，亲自操控军舰调整航向，全速驶离长江口，目标直指解放区烟台港。 航行途中，他们遭遇驻青岛的美军舰艇跟踪，邓兆祥凭借娴熟的航海技术，巧妙变更航线穿越暗礁区，成功甩脱追兵。 经过25小时的昼夜疾驰，2月26日清晨，“重庆号”在烟台港外抛锚，起义官兵高举着自制的白底红星旗欢呼。 这面旗帜由战士张前修等人缝制，红星代表共产党，白底象征光明，是他们对新生的向往。 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惊怒交加，他深知“重庆号”的起义会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担心自己的座舰“灵甫号”步其后尘。 当时这艘军舰正在上海江南造船所维修，而舰上一批进步官兵早已与“重庆号”起义者秘密联络，原计划两舰联合行动。 桂永清连夜登舰，脸色铁青地对全体船员训话：“重庆已经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已经要他们回来，若不回来，就要他们连舰带人一同葬身海底，谁要是再跑也是这个下场！” 威胁过后，他仍不放心，下令“长治号”驱逐舰停泊在“灵甫号”前方封锁出港通道，同时严控油料供应，派特务严密监视每一名官兵的一举一动。 原本的联合起义计划因“重庆号”提前行动而搁浅，但“灵甫号”上的爱国官兵并未放弃。 1949年3月，军舰奉命南调广州，部分官兵趁机密谋在途中再次起义，却因叛徒告密功亏一篑。 而此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对“重庆号”起义反应强烈，紧急终止与国民党的舰艇转让协议，决定提前收回租借的“灵甫号”。 1949年6月，“灵甫号”被英军驶往香港收回，舰上73名不愿再为国民党效力的官兵，趁军舰停靠之机分三批秘密离舰，辗转北上投奔解放区。 这艘命运多舛的军舰，1950年被英国转交给埃及海军，改名后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以色列俘获，最终于1965年彻底解体，结束了辗转三国的一生。 另一边，抵达解放区的“重庆号”并未迎来安宁，蒋介石下令空军对其展开轮番轰炸，3月4日，军舰转移至葫芦岛港后，遭到更密集的空袭，6名起义官兵壮烈牺牲。 为保护舰上精密设备和技术资料不被炸毁，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重庆号”自沉。 1949年3月20日凌晨，官兵们拆除了所有武器、雷达和通讯器材，打开海底门，这艘见证了正义抉择的巡洋舰缓缓沉入港内。 邓兆祥后来担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员，为海军建设鞠躬尽瘁，而“重庆号”的故事并未随着沉没落幕，1951年4月，国家成立打捞委员会，将其从葫芦岛海底打捞出水，拖至大连船渠工厂检修。 中央曾计划修复这艘巡洋舰，但据苏联专家估计，改装费用高达2亿卢布、耗时需4-5年，也不符合当时的战略防御方针，最终决定不再修复。 舰上的主机被移交发电厂，火炮成为军事院校教具，舰体则先后作为水上仓库、海上宿舍船，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被拆解，仅在军事博物馆留存下一面舰旗和一座船钟。 那些起义官兵用勇气选择的道路，最终铺就了新中国海军的基石，他们的精神，始终闪耀在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中，见证着一支现代化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崛起。 参考信源： 民革党员黄杰与“灵甫号”起义 2015-12-21 大连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