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

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周迪道出生于1911年，浙江诸暨人，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红军时期起参与多项活动，经历长征的艰苦考验，后在新四军中任职浙东财经委主任，负责经济事务。1944年，上级指派他进入日占区，主要任务是为新四军筹集资金。那时，新四军在浙东地区开展游击战，资金短缺影响作战能力。周迪道凭借财经经验，计划从富裕汉奸入手获取资源。这些汉奸通过掠夺民众财产致富，周迪道认为针对他们行动合理。他独自前往宁波等地，初步打探当地情况。日占区环境复杂，汉奸与日军勾结紧密，周迪道需小心收集情报，避免暴露身份。他了解汉奸的生意网络，如米行和商会，寻找下手机会。 就在周迪道行动初期，日占区地下组织内部出现叛徒。这些叛徒出卖同志，其中有人知晓周迪道的身份，导致日军迅速抓捕他。周迪道被押至宁波日本宪兵队，那里设有思想课等部门。日军军官铃木政一负责审问，先用利诱，后施加刑罚。周迪道在拷打中权衡形势，出狱途径有限，外部营救难度大。他决定假投降，以此接近日伪内部，完成筹资任务。日军对他的快速投降产生怀疑，释放后派特务监视。周迪道察觉监视，通过地下交通员送信给上级。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保卫科科长丁公量收到信件，信中周迪道说明意图，并表示若组织不同意，他宁愿与敌同归于尽。丁公量报告上级，党组织讨论后批准计划。 上级同意后，派8名地下党员协助周迪道。这些党员假装被捕，周迪道带日军抓获他们，并在审问中劝其投降。他们共同组成“400反间谍小组”，周迪道任组长，代号401，化名朱人达。小组成员包括徐笑奇等人，代号从402到409。小组建在宁波西鹭林庙附近，表面上为日军工作。初期，日军仍不信任，提供的情报多为真实但过期的，如新四军旧据点和行军路线。日军出兵扑空，以为时机不对，未追究责任。周迪道逐步获得信任，利用位置搜集日军情报。这些情报涉及部队部署和后勤情况，通过秘密渠道传回根据地。新四军据此调整策略，避免损失。 除了情报，周迪道重点从事筹资活动。他利用财经知识，与地下商贩、汉奸和商会开展生意。党组织提供支持，他通过交易赚取资金。一部分资金直接送给新四军，用于购买武器和补给。另一部分用于拉拢日伪人员，便于扩大生意网络。周迪道还采购药品、电台、枪支弹药等物资，这些物品在日占区较易获取，但运送需绕过检查站。他组织交通员分批运出，解决新四军后勤难题。汉奸在生意中获利，配合周迪道行动，却不知资金流向抗日部队。周迪道避免直接冲突，注重实际效果，确保资金稳定流入根据地。 小组活动期间，周迪道处理多名叛徒。一个姓李的叛徒造成新四军损失，周迪道散布谣言，让日军怀疑其忠诚，最终借日军之力除掉他。类似手段用于其他叛徒，减少内部威胁。周迪道还策反部分汉奸，这些人逐渐转向抗日，提供额外情报和资源。小组成员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监视日军动向，有的处理资金。周迪道协调整体，确保行动安全。日军宪兵队内部结构复杂，小组需应对日常检查。周迪道化名后，与铃木政一保持联系，表面服从，实际利用职位掩护同志。 潜伏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周迪道化解多次危机。一次，日军突击检查，他及时转移文件，避免暴露。小组搜集的情报帮助新四军多次伏击日伪军，削弱敌方力量。周迪道采购的电台改善通讯，药品救治伤员。资金支持下，新四军扩充装备，提升战斗力。周迪道注重细节，如资金分配比例，确保效率。汉奸网络扩展后，生意规模增大，资金来源多样化。周迪道避免贪功，专注任务。小组成员间互助，共同面对风险。日军投降时，未察觉小组真实身份，甚至设宴送别周迪道。 日本投降后，周迪道带回60多名策反汉奸、大批军需物资和2艘汽艇。这些物资包括枪支、弹药和药品，直接用于解放战争准备。汉奸转向后，提供日伪军情报，助力接收工作。周迪道返回根据地，继续财经事务。新四军表彰其贡献，视其为抗日典型。周迪道潜伏经验影响后期情报工作，许多同志借鉴其方法。小组活动体现地下工作的艰辛，需要灵活应对。周迪道后期参与多项建设，直至1998年去世。他的事迹在党史中记录，供后人学习。潜伏行动证明，假投降策略在特定条件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