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吃饭，随后要地主们捐款抗日，“铁公鸡”地主王莆伸出五根手指,竟喊：“我捐5万大洋！” 1937年深秋的涞源县杨成武盯着地图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把铅笔一扔，冲门外喊了声："把请帖送出去吧。" 独立团刚扩编成七千人的独立第一师，番号听着气派，可炊事班长刚报上来的账却不怎么体面，明早的糊糊都搅不稠了，战士们的枪膛里平均不到五发子弹。 一桌特殊的饭局 请帖送出去的第二天，涞源县里有点头脸的乡绅地主都聚到了县城的一处小院里，院子是当地商会会长腾出来的，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摆上的菜色说不上多丰盛，无非是炖白菜、炒土豆，外加两盘花生米和一壶散装烧酒。 杨成武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袖口还打着块补丁，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先端起酒杯站起身。他没绕弯子，张口就把部队的难处摊在了明面上：“各位都是涞源的父老乡亲，眼下小鬼子占了咱北平、夺了咱保定，眼瞅着就要往咱晋察冀地界儿闯。我手下七千弟兄，别说扛枪打仗，连顿饱饭都快吃不上了，今天请大伙来，就是想求个帮衬。” 话音刚落，饭桌上的气氛就冷了下来。有人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有人假装咳嗽避开视线，还有人小声嘀咕“自家也快揭不开锅”。这些地主里，最出名的要数城东的王莆，人送外号“铁公鸡”，据说早年给长工发工钱都要掂量着克扣几分，平日里连自家院子的灯油都要掐着量用，大伙都觉得他肯定会第一个找借口推脱。 五根手指的“意外” 酒过三巡，筹款的话头被反复提起，不少地主磨磨蹭蹭地报出捐款数目，从几十块大洋到几百块不等，加起来也没凑够五千块，离部队急需的补给缺口差得远。杨成武眉头越皱越紧，刚想再开口动员，就见一直没吭声的王莆慢慢抬起了手，伸出五根手指。 旁边有人打趣：“王老爷这是要捐五块大洋？也是，蚊子再小也是肉。”这话一出，不少人跟着哄笑起来，可王莆接下来的话却让整个院子瞬间安静——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我捐5万大洋！”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水里，满座皆惊。有人当场愣住，手里的筷子都掉在了桌上；有人凑到旁边人耳边嘀咕，怀疑自己听错了；还有人偷偷打量王莆，想从他脸上看出点玩笑的意思，可王莆脸膛涨得通红，眼神却格外坚定。 捐款背后的家国心 后来大伙才知道，王莆不是一时冲动。据杨成武回忆录及涞源地方党史资料记载，王莆的老家在北平城外，卢沟桥事变后，他的老宅被日军炮火炸毁，家里的小儿子外出采购货物时，也被日军巡逻队当成“抗日分子”抓走，再也没回来。他早憋着一肚子对鬼子的恨，只是平日里“铁公鸡”的名头在外，不愿轻易露底。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此次筹款的时间，史学界存在两种表述：一是本文提及的1937年深秋，对应独立第一师刚扩编的物资紧缺阶段；二是部分史料记载为1943年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艰难时期，两种说法均有地方党史资料佐证，暂无统一定论。 当时晋察冀边区虽无专门的“捐助暂行办法”，但始终遵循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有钱出钱”的抗日财政原则，同时明确承诺保护士绅合法财产，对大额捐款者会授予“爱国绅商”荣誉（依据摘要5、6）。王莆后来在受访时曾说，当时看着杨成武军装的补丁，又想起自家的遭遇，就打定主意：“钱没了能再挣，国要是没了，咱连挣钱的地方都没了。” 5万大洋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按照1937年的物价，一块大洋能买20斤大米，5万大洋能解决独立第一师近三个月的粮草和弹药补给。靠着这笔捐款，部队不仅补上了物资缺口，还在涞源周边建起了小型兵工厂和被服厂，为后续的反扫荡作战打下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王莆捐钱后，涞源的其他士绅也纷纷加码，最终筹款总数突破了10万大洋。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这件事，说“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捐款，是咱老百姓心里的家国大义，是民族危亡时的同心同德”。 其实在整个晋察冀边区，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据《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战史》统计，1937年至1938年间，边区共有上千名士绅主动捐款捐粮，累计折合大洋超百万，还有不少人把自家的宅院、商铺腾出来给部队当驻地、医院。这些士绅或许平日里有各自的小算盘，但在民族大义面前，都选择了站在抗日军民这一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