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19个的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党员说：

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19个的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渣滓洞的枪声此起彼伏，白公馆里的政治犯也被一批批押往刑场，三十多人倒在血泊中，最后只剩下19人蜷缩在牢房里。   这19人里，有《红岩》未来的作者罗广斌，有抱着婴儿的郭德贤，还有几位年轻的学生党员。而此刻，握着他们生死权的，是国民党少尉警卫排长杨钦典。   这个河南郾城的农家汉子，一年前因为体格健壮被调进白公馆当看守班长，手里攥着牢房的钥匙，也攥着19条人命的归属。   大屠杀的头目杨进兴已经带着大部分看守仓皇跑路，临走前甩给杨钦典一句冷冰冰的命令：“把剩下的都处理干净，一个不留！”   杨钦典清楚，国民党气数已尽，但又不敢违抗命令，纠结间，他猛地抓起行李，朝着歌乐山的方向狂奔——他想逃，逃到没人认识的地方躲起来。   可没跑多远，同乡李育生就追了上来，一把拉住他：“你跑了，这些人还是会死，你背上的骂名也洗不掉！不如回去想想办法，给自己留条后路！”   杨钦典愣在原地，最终还是转身走回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监狱。   牢房里的罗广斌早就看穿了他的挣扎。趁着杨钦典在铁门外徘徊，他隔着栏杆轻声喊：“兄弟，国民党撑不住了！放了我们吧，也是给你自己留条活路！”   旁边的郭德贤抱着怀里的婴儿，说：“解放军明天说不定就进城了，我们所有人都能给你作证！”牢房里的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杨钦典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想起自己刚进白公馆时，看到特务折磨犯人的惨状，夜里总做噩梦；想起家乡的老娘，总盼着他能做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他咬了咬牙，转身从值班室拿出钥匙，声音沙哑地说：“我放你们走，但你们得记住——万一我被抓了，你们可得为我说话！”   凌晨三点，沉重的铁门被悄悄拉开，发出“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杨钦典攥着钥匙，手心全是汗，低声催促：“快，往歌乐山深处跑，找山洞躲起来，等解放军来！”   19人鱼贯而出，互相搀扶着钻进漆黑的山林，郭德贤怀里的婴儿不知是冷还是怕，小声哭着，被她紧紧捂住嘴，生怕惊动了远处的特务。   杨钦典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转身烧了手里的处决名单，然后和李育生连夜逃回了河南老家，他没像其他特务那样隐姓埋名，而是等来了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他就揣着罗广斌等人留下的联系方式，专程赶回重庆公安局自首。   “我是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是我放了最后19名政治犯。”他一进门就说明了来意，罗广斌等人也很快赶来作证，把当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公安人员。   政府考虑到他的立功行为，原本想安排他在公安局工作，可杨钦典的老娘坚决要他回家务农，最终他拿着政府给的路费，回到了河南郾城，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平静的日子过了17年，1966年，风暴还是找到了他，重庆的公安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农家院，当场宣布逮捕“潜伏特务杨钦典”，把他押回重庆关进监狱。   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在牢里的五年，他没少受委屈，可始终没松口——他知道，自己一旦改口，不仅对不起当年的良心，更会把那19人拖进深渊。   而远在各地的获救者们，也没忘了这个救命恩人，他们平反后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奔走为杨钦典申诉，罗广斌的家人、郭德贤等人连着写了8封申诉信，寄往重庆的相关部门，一遍遍证明他的功绩。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走出监狱的杨钦典，头发已经花白，回到老家才知道，老伴早就盼夫无望，撒手人寰，坟头的草都割了好几茬；大儿子因为他的事，生产队会计的职务被撤，三十一岁才成家。   面对这些，杨钦典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一句抱怨的话。   晚年的杨钦典过得十分清贫。有人劝他，凭当年的功劳可以向政府申请生活补助，可他总是摆手：“我以前也是特务，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够了，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   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种着几亩薄田，见人就笑着打招呼，谁也看不出这个普通老农，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改写过19人的命运。   2006年，杨钦典受邀见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面对故人后代，他红着眼眶道歉：“当年我没能力阻止那些罪恶，只能做一点补救的事。”   杨瀚握着他的手说：“您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义，我们都该感谢您。”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在老家安然离世，享年89岁。   如今的白公馆，铁门早已锈迹斑斑，当年的牢房改成了展厅，墙上挂着19位幸存者的照片。 而杨钦典，用一辈子的清贫与忏悔，践行了当年“给自己留后路”的选择，也让我们明白：善与恶的距离，有时不过一念之间；而真正的救赎，从来都源于内心的良知。   参考信源： 白公馆看守回忆：当年曾参与谋杀革命烈士 2004年12月23日 法制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