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68年冬天，患有哮喘的田汉被关在城郊，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谁能想到，那个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硬汉，最后被逼仄的空间困住了身躯，监房简陋，只有一张硬板床，陪伴他的只有那张破旧的书桌。 田汉的一生并不平顺，他是出了名的“国歌之父”，年轻时在日本喝过洋墨水，搞左翼戏剧时那股子激情像团火，可到了那个特殊年份，这团火却被极度的寒冷包裹着。 在那段最后并未见光的日子里，他即便手里只剩下铅笔头，还在废纸片上坚持记录，那是他对戏剧改革最后的思考，他在墙壁上看着前人刻下的痕迹发呆，或许也在想，这《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在每一寸国土上时，怎么作者自己反倒成了“敌人”。 墙外的世界同样并不太平，安娥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更是煎熬，她虽然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还要拖着中风后不利索的腿脚去接受“改造”和批斗，但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只有一个：田汉还活着。 在那七年里，监狱那边其实早就处理了后事，只是没人觉得有必要立刻给这个家一个正式的交代，或者说，连个像样的告别都被视为多余。 安娥对此一无所知，她活在一种自己编织的期待里，邻居们常看到她枯坐在窗边，有时候听到楼梯间有脚步声响，她眼里突然就会冒光，以为是那件灰色的中山装又回来了。 到了晚上，梦境成了她唯一的慰藉，梦里田汉笑眯眯地回来了，可醒来时，只有湿透的枕头和空荡荡的房间。 她偶尔还会带着田汉爱吃的点心，步履蹒跚地去相关部门打听，去监所外面徘徊，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冷冰冰的“正在审查”。 得知田汉死讯的那天，安娥没有像旁人预想的那样歇斯底里，她是大哭了一场，但更像是精气神瞬间被抽空了，原来，那是真的永远等不到了。 她在家里翻出那张抗战胜利后的合影，那是他们最好的年华，两人都有共同的文艺理想，即便田汉有过几段婚姻，但在那段烽火岁月和后来日子的相守里，他们早就成了彼此命里的一根柱子。 现在，柱子塌了，之后的一年里，安娥迅速衰败下去，医生说是心力衰竭，但我总觉得那就是心死了，她开始没日没夜地整理丈夫留下的那些手稿，仿佛通过抚摸那些熟悉的字迹，还能感受到1968年那个冬天的残存温度。她变得沉默寡言，眼里彻底没了光。 1976年的夏天，安娥追随丈夫而去，临终前，她手里还紧紧攥着田汉的一本文集，留下的遗愿只有一条：要和田汉合葬。 后来直到1979年，田汉才被平反，北京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可惜，不管是田汉还是安娥，都再也看不到了，这似乎成了历史跟他们开的一个黑色玩笑，正义虽然没缺席，但确实迟到了太久，久到当事人都已化作了尘土。 主要信源：（长沙发布——长沙这么红｜“敌有枪炮，我有血肉”——“国歌之父”田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