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就义，身后事几多悲凉！61年后遗骸找到那一天，台北天摇地晃。朱枫英勇就义后，她的遗骸一度都处于无人认领的状态。过了六十多年后，这位烈士的骨灰终于被找到并归葬于家乡，她的骨灰为何这么久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呢？ 投身革命那年，她望着窗外经霜的枫树——叶片在寒风里红得像燃烧的信笺，便将原名朱谌之改成了朱枫。 雕花梨木桌上的古董字画，曾是她嫁妆里最珍爱的物件；1937年那个深秋，她却亲手将它们打包，交给当铺老板时指尖发颤，不是心疼财物，是怕换来的银元不够买更多伤药。 她本可以做个安稳的富家太太，守着宁波老宅的天井晒太阳，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炸碎了安逸，她连夜辞去工程师职务，在街头支起粥棚，给流亡学生盛饭时总多舀一勺咸菜。 她的皮包里总装着两本账簿：一本记着绸缎庄的流水，另一本用密写药水写着敌军布防图。 在上海霞飞路的咖啡馆里，她轻摇折扇听着商人闲聊，眼角余光却已将邻桌军官的谈话刻进心里。 1949年深秋，基隆港的渡轮汽笛声里，她牵着女儿陈阿菊的手走上码头，帆布包里装着给“亲戚”的糕点——夹层里藏着微型电台零件。 没人知道，这位“从香港来探亲的朱太太”，正带着解放台湾的密令。 1950年春节刚过，台北的雨下得绵密，她在杂货店整理账本时，门被猛地撞开。 蔡孝乾叛变的消息像冰冷的子弹，击穿了所有伪装。 审讯室的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鞭子落在背上时，她摸出衣领里的金戒指——那是母亲留的遗物，竟成了她对抗酷刑的武器。 “吞金”的决绝没能换来解脱，她被救活后，面对法官的最后提问，只淡淡说了句：“我的信仰，你们永远不懂。” 刑场的枪声后，她的名字被记在“匪谍”名册的第37页。 陈阿菊站在警局外，攥紧手里的认领单，最终还是转身走进雨里——那年她才16岁，抽屉里还锁着母亲上周给她织的毛衣。 台海两岸的炮火隔断了消息，宁波的家人只能在祖坟旁立起一座衣冠冢，碑上“朱枫之墓”四个字，被雨水冲刷得日渐模糊。 2001年，宁波的朱晓枫翻出母亲留下的唯一照片——黑白照片里，母亲穿着旗袍站在梅花树下。 她带着照片飞到台北，在纳骨塔的万千骨灰罐中，一个刻着“朱湛文”的罐子让她指尖发抖：“谌”被误写成“湛”，这一错，竟是半个多世纪。 2010年清明，宁波樟村烈士陵园的柏树下，那罐辗转两岸的骨灰终于入土。 墓碑上“朱枫烈士”四个字被雨水冲刷得格外清晰，风穿过松枝，像极了她当年在上海街头哼过的《松花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