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毛主席躲进了一个农妇家，没想到敌人搜查到农妇家时，农妇却说：“军爷，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在我家。” 那年的黄袍山，枫叶红得像火，却烧不透漫山的白色恐怖。 国民党军队正挨村梳篦式搜捕，而这个叫黄菊妈的农妇，灶台上的陶罐还温着野菜粥，门就被枪托砸得咚咚响。 她站在门槛边，蓝布头巾下的脸晒得黧黑，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那是给山下红军缝的。 士兵踹开门时，她没躲，反而往前迎了半步。 “军爷要找共产党？”她声音不高，却让嘈杂的院子突然静了，“在后屋柴房里。” 士兵们呼啦涌进去，拽出个穿粗布褂子的年轻人，推搡着往村外走。 她看着儿子吴朝炳的背影，把士兵扔下的几块银元死死按在灶台角，指节泛白。 这个1882年生在夜珠窝村的女人，这辈子好像总在失去。 父亲早逝，她跟着母亲改姓黄；十二岁当童养媳，丈夫三十岁就咳血走了；五个孩子在地主的租子和苛捐里长起来，最大的女儿吴凤贵去年刚跟着红军走，说是要让“天下的妈妈都不饿肚子”。 可她从没哭过长夜，天亮了照样扛着锄头下地，只是从那天起，柴房的暗格里多了个油布包，装着传单和药粉。 敌人走后，她才挪到柴房，从灶台后摸出个地窖盖。 里面的人走了，只留下半截咬过的红薯，和一张写着“平安”的纸条。 她把红薯埋进灶灰，像埋起心里最软的那块——她知道，救下的不只是一个人，是儿子们常说的“明天”。 往后的日子，她成了村里的“哑婆婆”。 有人问起朝炳，她就指山那边；士兵再来搜查，她就领着看粮仓的耗子洞。 直到1937年，小女儿在送信路上被反动派抓走，她才第一次在夜里哭出声，眼泪滴在给红军补的军装补丁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五个孩子，最后只剩她一个。 她躲进山洞，吃野果喝山泉，把头发盘成髻藏进破草帽，像块风化的石头趴在山坳里。 有回听见山下枪响，她摸出藏在树洞里的剪刀——那是准备给未来孙辈剪脐带的，攥得剪刀把都磨亮了，直到听见“解放了”三个字，才踩着碎月光走下山。 1959年国庆，77岁的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蓝布衫洗得发白，却挺直了腰。 毛主席握着她的手时，她突然想起那年灶台上的银元，想说“朝炳是好娃”，话到嘴边却成了“谢主席，孩子们没白死”。 那天的阳光很暖，照得她头巾上的补丁都泛着光。 如今黄袍山的游客总爱问，那个“红军妈妈”的故事是真的吗？ 当地老人会指山脚下的老槐树，说树下埋着半截纳了一半的鞋底。 其实在那个年代，湖北的山坳里、江西的竹林间，有多少黄菊妈？她们没留下名字，只把孩子交给队伍，把家门变成堡垒，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就像地里的土豆，默默在土里结出果实。 灶台上的陶罐早成了文物，可每次有人擦拭它，总觉得还能闻到野菜粥的香。 那香味里，有母亲的倔强，有土地的厚重，还有一个民族从苦难里站起来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