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2岁的邓稼先走了——他这辈子，没享过一天晚年，没来得及歇一歇就把自己全捐给了祖国！ 1924年的安徽怀宁，邓家老宅的书香气飘了满院。父亲邓以蛰是清华的美学教授，教他识字的那天，窗外正传来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夹杂着远处洋人巡捕的哨子。他攥着毛笔问父亲：“为啥咱们的地盘，要让外人说了算？”父亲摸着他的头没说话，只是把《九章算术》换成了更厚的物理课本。那时候的邓稼先还不知道，这份“不甘心”，会贯穿他一辈子的选择。 1948年，他揣着家里凑的路费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别人留学忙着逛遍纽约的霓虹，他把自己锁在实验室，啃着冷面包算公式——导师劝他留在美国，说这里有最好的设备、最高的薪水，他摇摇头：“我的国家在等我，等不起。”1950年8月，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他瞒着导师买了回国的船票。登船前给父亲拍了封电报，只有八个字：“学成归国，报效桑梓。” 船到香港，他看到街边报摊上的报纸，头版是美军在朝鲜的轰炸新闻，攥着报纸的手青筋直跳。回到北京，钱三强找到他，压低声音问：“敢不敢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没问具体是什么，只点头：“敢。” 第二天，他拎着简单的行李告别妻子许鹿希，只说“去外地出差，可能要很久”。这一去，就是28年。许鹿希后来回忆，每次寄信只能写“某某收”，地址是一串数字，孩子问“爸爸去哪了”，她只能指着西北的方向说“爸爸在给国家做事”。 戈壁滩的风，比刀子还利。没有计算机，他带着团队用算盘噼啪噼啪算数据，一张草稿纸叠着一张，堆起来比人还高。核试验前的深夜，他和同事蹲在土坡上，就着咸菜啃馒头，有人叹气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他嚼着馒头笑：“成不成，咱都得干——国家没都得干——国家没这个东西，腰杆挺不直。” 1964年10月16日，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的那一刻，他瘫坐在地上，眼泪砸在满是沙土的手上。没人知道，为了这声巨响，他熬了多少个通宵，甚至在一次试验失败后，亲自冲进辐射区捡碎片，防护服上的辐射剂量计直接爆表。 1985年，他住进了医院。查出来是直肠癌晚期的时候，他还在病床上改核试验的报告，铅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没含糊。同事来看他，他拉着人家的手问：“咱们的新一代核武器，进展到哪一步了？”许鹿希给他擦身子，看到他背上的疤痕，那是早年试验时被碎石砸的，他却笑着说：“这是勋章，比任何奖章都值钱。”弥留之际，他握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说：“这辈子，我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你和孩子……” 他走后，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做这事，还回我的祖国。”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好像都带着一股“傻劲”——钱学森、郭永怀、王淦昌……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钻进戈壁、深山，把名字埋进档案里，就为了让中国能在世界上抬起头。邓稼先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只是个舍不得国家受委屈的普通人，只是把“不甘心”变成了一辈子的坚守。 现在的我们，不用再啃冷面包算公式，不用再隐姓埋名守戈壁，但总该记得，今天能挺直腰杆说话，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了最硬的仗。他们把一辈子捐给了祖国，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份“不甘心”变成“不辜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