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 彼时的山西，传统宗法像一张密网罩在每个家族头顶，阎锡山虽已手握晋地权柄，却仍逃不过祠堂里族老们的目光——案头摊开的家谱在烛火下泛着陈旧的黄，“无后”二字像根刺扎在阎父阎书堂心头。 徐竹青与他是父母之命的姻缘，却在日本留学的行李箱里、辛亥革命的硝烟中，熬成了彼此掌心里的温度；只是空荡的后院厢房，总让这份温度缺了一角踏实的分量。 纳妾的消息是徐竹青先提的，她端着一碗燕窝走进书房时，鬓角的银簪轻轻晃了晃：“阎家的香火不能断。” 14岁的许家姑娘改姓徐，成了徐兰森——这个名字被写进家谱时，旁边特意注着“竹青妹”，仿佛这样就能让这场交易多几分体面。 起初的三年，阎锡山确实像个恪守契约的商人。徐兰森的房门总是在亥时就暗了灯，而徐竹青窗下的月光里，总有他晚归的脚步声；他甚至会当着下人夸徐竹青新绣的荷包：“这针脚，比晋商的账本还密。” 变化是从第一个男婴的啼哭开始的。那哭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阎锡山脸上久违的笑纹，也让徐兰森床头多了盏彻夜不熄的洋灯——她抱着襁褓时，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却坚持不让奶妈插手，说“孩子得闻着娘的味儿才睡得稳”。 次子落地那年，阎锡山在徐兰森房里多坐了半柱香。她正给孩子缝肚兜，粗布上绣着歪歪扭扭的“长命”二字，他突然问：“你说，这世道打仗，老百姓最盼啥？”她抬头时，发间别着根桃木簪，声音轻却亮：“盼锅里有米，炕头有娃，不用躲炮子儿。” 徐竹青发现妆匣里的玉镯蒙了尘时，才惊觉自己已经半月没见过阎锡山完整的笑容。她开始在他的朝服领口绣上暗纹，在他的茶里加三钱枸杞，可他接过茶盏时，目光总越过她的肩，望向后院孩子们追打的方向。 1930年的那个春日，像个被戳破的肥皂泡。徐竹青在月洞门后听见最小的儿子奶声奶气地喊徐兰森“妈”，那声音像针，瞬间扎破了她三十年的隐忍——她转身回房，将陪嫁的玻璃镜砸在青砖地上，碎片里映出的自己，鬓角竟有了白霜。 阎锡山赶来时，徐竹青正蹲在碎片里哭，手里攥着当年他送的定情玉佩：“我守着你从穷学生到山西王，守来的是孩子们喊别人妈？”徐兰森跪在一旁，怀里的孩子吓得直哆嗦，桃木簪掉在地上，发出轻响。 那夜之后，徐竹青搬去了城西的别院，院里栽满了她家乡的枣树。阎锡山每周去一次，两人相对坐着喝茶，说的都是天气和收成，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 徐兰森的桃木簪换成了金的，却再没听她说过“老百姓盼啥”那样的话。她管着后院的账目，教孩子们背《三字经》，只是偶尔望向城西的方向，会轻轻叹口气。 1960年，阎锡山躺在病榻上，拉着徐竹青的手，枯瘦的手指在她手背上摩挲：“这辈子，欠你的……”徐竹青抽回手，替他掖了掖被角，没说话——窗外的月光，和1914年那个洞房夜的月光，竟有些像。 四年后，徐竹青下葬时，棺木里放着那枚蒙尘的玉镯。而远在山西的徐兰森，坟头的草已经青了又黄，碑上只刻着“阎母徐氏”，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或许，在那个宗法比天大的年代，女人的名字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生儿子，能不能守着名分，能不能把所有的爱与恨，都熬成史书里“原配”“侧室”四个字的注脚。可那些在深夜里缝肚兜的手，砸镜子的泪，攥着玉佩的颤抖，真的会被岁月完全抹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