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第一个掌握可控核聚变，谁就掌握了“无限能源”。 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压力下，中国核聚变研究从一张白纸起步，科研人员在合肥科学岛的实验室里，面对着零下269摄氏度的超导线圈与上亿度等离子体的极端温差。 上世纪70年代，当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初露端倪时，我国连小型环流器的稳定运行都难以实现，材料科学的落后让磁约束装置像个“漏气的保温瓶”。 2006年，EAST装置首次实现等离子体放电，那束在磁场中蜷缩的蓝色光团，像个倔强跳动的心脏，试探着人造太阳的可能性边界。 转折发生在2023年——EAST装置将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态运行时间定格在403秒，这个数字让国际同行惊叹，要知道十年前这一纪录还不足百秒。 不过，即便是403秒的突破，距离商业化发电仍隔着材料抗辐照、能量增益等多重关卡；就像造出了能点燃的火柴，要让它持续烧开一壶水，还需破解燃烧效率与容器耐受的矛盾。 国家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持续将核聚变列为重点方向，这种战略定力或许正在编织一张独特的创新网络：基础理论突破提供图纸，工程团队将超导磁体精度打磨到微米级，企业则参与特种材料的国产化替代，最终可能推动整个高端装备产业链的升级。 短期来看，这些突破让中国在ITER计划中拥有了更多话语权，超导技术、加热系统的贡献被写入国际合作报告；长远而言，一旦聚变能源商业化，海水中取之不尽的氘资源将改写“能源地缘政治”的定义。 当下最值得思考的，或许是这种从零追赶的路径——当别人已经搭建好实验平台时，中国团队选择先啃下磁约束理论的硬骨头，再一步步突破工程极限，这种“先筑基再登高”的策略，对其他基础研究领域是否有借鉴意义？ 成都环流器二号M装置2024年实现1.5兆安电流突破，与EAST形成“双轮驱动”，实验室里的数据流正悄悄汇聚成改变未来的力量。 从科学岛的低温恒温器到全球能源网络的构想，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索，仍在继续；而那些在控制台前记录数据的年轻科研人员，或许正在书写人类能源史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