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不知道红军长征的三个真相！ 长征起初不叫“长征”，出发时没有直奔陕北的既定路线，而促成这次战略转移的，也不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时，官方文件和军事命令里，找不到“长征”二字，是“西征”或“战略转移”。 这个命名绝非随意，部队要向湖南西部进军，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鄂西重建根据地，积蓄力量后再反攻，夺回中央苏区，这样的话，自然是“西征”。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首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作“长征”，此时部队已偏离最初的西征路线，进入贵州境内。 同年6月，张国焘、徐向前等人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西征军”与“长征”并用，反映出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对这场远征的认知逐渐统一。 直到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才正式将这段跨越十一省的远征定名“长征”并广泛宣传。 从“西征”到“长征”，两个词的更替，见证了红军从“寻求会师”到“保存革命火种、北上抗日”的战略升华。 很多人以为红军出发时就目标明确——直奔陕北，但历史的真相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七次调整落脚点，每一次改变都伴随着生死抉择。 最初的目标很明确：与湘鄂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识破这一意图，在湘江以东部署了湘军、桂军和中央军的重兵，形成口袋阵，就等红军往里钻。 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师计划，转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关键转向，避免了红军被全歼的命运。 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地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在川南建立根据地；5月会理会议后，转向川西北；6月两河口会议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红军，共同确定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目标；9月，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俄界会议后红军调整为向陕甘地区进军。 直到1935年9月18日，红军抵达甘肃哈达铺，真正的“落脚点”才最终明确。 侦察连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收集到《大公报》《中央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毛主席从报上看到关键消息：陕北有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还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兵力达数万人。 他当即决定到陕北去，没有僵化的计划，只有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应变的智慧。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实施“堡垒主义”战术，在根据地周围修建了碉堡，同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粮食、药品、盐巴等物资的运输通道。 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阵地战经验，让装备简陋的红军与强敌硬拼。 1934年，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粮食产量锐减，军民每天口粮不足半斤，盐价涨到每斤一块银元，很多红军战士因缺盐浑身浮肿，药品更是奇缺，伤员只能靠草药和烈酒消毒。 更深远的背景是民族危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迫切需求。 而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6月就同意中共中央作战略转移准备，当年8月红六军团的“西征”，不仅是为中央红军探路，更承担着宣传抗日主张、联系红二军团的使命，揭开了长征的序幕。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但正是这场惨败，让红军彻底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四座雪山，跨过金沙江、大渡河等数十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一路上不仅要与国民党军作战，还要抵御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画上圆满句号。 这场跨越二万五千余里的远征，代价沉重——中央红军最终抵达陕北时，兵力不足7000人，但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 更重要的是，长征实现了政治和战略的大转变：红军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脚陕北后，中共中央得以统筹全国革命力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从“西征”到“长征”的命名演变，从七次调整落脚点到最终扎根陕北，从被动突围到主动扛起抗日大旗，长征的三个真相，本质上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灵活应变、寻求生机的奋斗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胜利从不是预设的坦途，而是在不断调整中找准方向，在攻坚克难中凝聚力量。 长征精神的核心，正是这种实事求是、坚韧不拔、与时俱进的品格，它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 参考信源： “长征”一词的由来 2018-10-15 重庆党史
